2001年我在非洲的科特迪瓦工作了九个月。我们住在阿比让市。在距我们住处不远的街口有个油炸春卷小店。店主是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她看上去像我们的同胞，会说带有粤方言的普通话。而且她的普通话比我们雇的香港籍厨师讲得好多了。厨师告诉我，女孩名叫阿珍，家乡是广东籍，父亲曾是广东省篮球队的运动员，后来去了柬埔寨。八十年代柬埔寨发生动乱，她父亲带着家人出逃成了难民。后来联合国难民署将他们全家安排到了这里。
我几乎每天晚饭后散步都要来到这小店前。店门口人行道上摆放着几张塑料小桌。我每到这里就在其中的一张桌旁的塑料靠背椅子上坐下来，喝一瓶当地生产的可口可乐。小店是个柜台临街的小铺面。柜台前像酒吧里一样摆着三四个高凳。顾客也可以坐在高凳上就着柜台喝饮料或啤酒。小店供应的主要品种是春卷，挂的招牌也是“NAM”——法语“春卷”。此外还兼售饮料和啤酒。啤酒只有傍晚旁边学校的学生放学走后才能拿出来供应。除了吃喝以外里面一个小货架上还摆着一些首饰工艺品等小玩意，也是顺便出售的小商品。我在那里坐着喝可乐时常看到一些当地黑人或者阿拉伯人（大都是黎巴嫩人）来到小店柜台前。他们有的要几个春卷坐在柜台前或塑料桌旁享用，有的买了打包带走。阿珍把提前包好的春卷放进柜台后的一只热油锅里炸至金黄色，然后在一个小盘里铺上一两片生菜，把炸好的春卷摆在生菜上面，再配一只如同我们北方人喝烧酒的大酒盅一般大小的袖珍小碗，碗里盛着加了作料的番茄酱。炸春卷蘸着番茄酱,顾客们吃得津津有味。柜台后面不时地飘出诱人的香味。香味在店前的人行道上四散飘溢。那些下班回家匆忙走过已是饥肠辘辘的路人，有的加快了脚步以免受到诱惑；有的不由得停住脚步把手伸向怀里的钱包。那黄澄澄的炸得几乎透明的春卷总能重新勾起我这刚刚才用过晚餐者的食欲。
有一天我在小店门前坐得稍晚一些，碰到阿珍的父亲来接她回家。父亲大约每晚九点左右开车来接她。因为还有没打发走的顾客，老人便坐下来等候。我趁此机会和老人聊了一会。老人一眼看上去就能知道是运动员出身。一米九以上的个头，六十多岁了身板依然挺得很直。更令我惊异的是他竟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口音居然比我的好多同事还标准。他对我解释说，他曾经在中国受过篮球训练。他所在的柬埔寨国家篮球队的“指导员”也是中国国家体委派去的。“指导员”是当时他们对教练员的称呼。通过交谈我知道了厨师告诉我的他曾经是广东省篮球队队员的说法是讹传。他说他祖籍的确是广东，他祖父的祖父那一辈迁到了柬埔寨，到他已经是第五代。上世纪八十年代柬埔寨又一次发生动乱时他携全家出逃成了难民。老人感叹地说：经历了死里逃生，对世间的一切都看淡了。说话间阿珍已经收拾好店铺准备关门离开。告辞时老人突然说了一句让我永志难忘的话：“我羡慕你们啊。你们是有祖国的人。我们是没有祖国的人。”我能理解老人没有说出口的话。那就是在一九九九年之前，这里是个四十多年无战事和平宁静的国土。阿比让曾经号称“非洲的小巴黎”。他们作为难民能被联合国安排到这里真是十分幸运的。可是九九年的军事政变改变了一切。经济变得十分萧条，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治安也异常混乱，社会问题重重……我们来到后就在很多场合多次听到中国驻科大使赵宝珍女士和使馆其他工作人员有关注意安全的提醒。同样是在异国他乡，我们有代表祖国的大使馆，而“难民”却像飘零无根的蓬草。
时隔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增加了对老人那句话的理解。那是四月二十日晚七点多钟，我和我们单位的翻译小姑娘一同散步来到小店门前。我们要了可乐坐在桌旁边喝边聊天。突然眼前冒出一个黑人小伙子伸手做出讨要的样子。我最初的反应是有些恼火。因为此前在阿比让还从没见过身强力壮的乞丐。以前见过的乞丐都是老弱病残者，而且也不会贸然走近顾客的桌前。可是，当我的不满还没来得及表示，定眼再瞧时，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那黑人小伙子的另一只手里握着一支手枪，枪口黑洞洞地正对着我的目光。我本能地将头稍微转动了一下，一方面使目光躲开那直逼的枪口，另一方面或许想观察一下周围的情势，却立即发现侧面的身后另一个黑人小伙子手中也有一支手枪正顶在我腰间。我这才完全反应过来——“遇到了劫匪！”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面临这种死亡威胁而且是腹背受敌。此前我们在使馆和经参处不止一次听到过告戒：无论出门或在家身边都常备一点现金，遇到劫匪就交出去，劫匪一般不会伤人。可我万万没想到在这天色尚早，街上车辆行人络绎不绝，又在距离自己住处不远的地方会遇到平时最担心遇到的劫匪。因为只是出来散一会步，根本没想到揣上人们打趣称作“买命钱”的现金。兜里装的零钱最多买不了十瓶可口可乐。不过看上去劫匪的目标指向并非我们的钱包，而是明显表示要翻译小姑娘手里攥着的手机。因为天气炎热，穿的衣服很薄，散步时又没背着包，小姑娘总是把手机攥在手中。我对她说“把手机给他。”她这才仿佛如梦方醒，问我：“真的是‘邦迪’？”“邦迪”就是法语“劫匪”。面前的劫匪显然也听懂了这个单词，脸上似乎露出一丝难以察觉的得意。听到我回答她“当然是真的”，小姑娘无奈地把手机交了出去。劫匪拿到手机后迅速离开我们，飞身一跃，跳进了小店的柜台后面。另一名刚才在我身后的劫匪也持枪堵在了店门口。我朝店内望去，看到阿珍和她雇佣的黑人小姑娘帮工面无表情地站着，任凭那个跳进柜台里的劫匪随意翻腾。那个劫匪很快又从柜台后面飞身一跃而出。两个劫匪快步奔向停在路边的一辆白色小轿车，钻入车内。轿车立即启动扬长而去。我看见车内还有同伙，但没看清有几个。整个过程仅仅持续了两三分钟。街道上仿佛什么也没发生过。车辆行人依然络绎不绝。我到柜台前付帐时，问阿珍店里损失大不大。她告诉我损失不大，因为一天的营业额很小，店里总共的现金也就三万多西非法郎。折合人民币也只有三百多元。她说加上被顺手拿走的银首饰工艺品总共超不过六万西非法郎。看来损失的确不算大，我们被抢走的手机还值九万五千西非法郎呢。阿珍还告诉我，这些劫匪是有备而来的，因为拿走的首饰工艺品都是稍微值点钱的银器，不值钱的一件都没拿。我也同意她的判断。原因是假如劫匪没有事先来观察过，那家伙飞身跃过柜台时怎么能恰好躲开柜台后滚开的油锅？我问阿珍是否要报警，她回答说没用的。她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遭劫了，劫匪肯定是冲着店里来的，我们的手机只是被顺手牵羊了，或许就是怕我们用手机报警。她一边对我说话一边摇摇头做出无可奈何的表情。是呀，一个难民开的小吃店，面对持枪的武装劫匪，能奈何什么呢？我不禁又想起她父亲对我说过的话：“我们是没有祖国的人。”
2001年国庆节我返回国内。2002年9月科特迪瓦再次发生军人哗变，随后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据媒体报道，“已经有数千人死亡，上百万人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这个曾经被联合国难民署确定为接受难民的国家自己开始“制造”大量的难民。近些年，世界各地战乱此起彼伏。科索沃、阿富汗还没完全从战争的阴影里解脱出来。伊拉克战火硝烟仍未消散。流离失所、无家可归的难民还在不断地被产生出来……
远在非洲的“没有祖国的”柬埔寨难民阿珍的春卷小店不知如今怎样了？
2003年4月2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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