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英国当代政治惊险小说大师弗·福赛斯《敖得萨档案》

Dreamer

<P>  这是我在国内电台听到的长篇政治惊险小说。这篇小说内容精彩、迭荡起伏，情节扣人心弦，充满了人文关怀，不愧为上乘之作！读之相见恨晚~~~现中文译本全文摘录，以飨有感之友。</P>
<P><FONT color=#000000 size=5>                  <FONT size=6>《敖得萨档案》</FONT></FONT></P>
<P><FONT size=5>                         </FONT><FONT size=4>  弗·福塞斯 著</FONT></P>
<P>原版说明

    如同福赛斯的第一部小说《豺狼的日子》一样，《敖德萨档案》中许多人物都
是实有其人的。有一些，读者一看便知；另一些可能使读者分不清是真是假，出版
者也不想作更多的澄清，因为故事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正在于使读者搞不清有
多少是真，有多少是假。

    然而出版者感到，读者可能会有兴趣得知，前党卫军上尉，一九四一年至一九
四五年里加集中营的司令官爱德华·罗施曼的全部故事，即从他一九零八年在奥地
利格拉茨出生直到他目前在南美洲流亡生涯，全都是真实的，是根据党卫军档案和
西德的卷宗写出来的。

    ——纽约，一九七二年。
</P>
<P>原版前言

    敖德萨（ＯＤＥＳＳＡ）这一名称，既不是指俄国南部的城市，也不是指得克
萨斯州的小城。这是由六个德文字的开头字母组成的一个字。它的意思是“前党卫
军成员组织”。

    党卫军，正如绝大多数读者所知道的，是由阿道夫·希特勒创建、由亨利希·
希姆莱指挥的军队中的军队，国中之国，它从属于从一九三三年至一九四五年统治
过德国的纳粹党并负有特别任务。这些任务据说是关系到第三帝国的安全，实际上
却包括实现希特勒的如下一些野心：从德国和欧洲清除他认为“没有生存价值”的
一切分子，永远奴役“斯拉夫土地上的次等人种”，消灭大陆上所有的犹太人，包
括男人、女人和小孩。

    为实现这些任务，党卫军组织并执行了对一千四百万人的大屠杀，大致包括六
百万犹太人，五百万俄国人，二百万波兰人，五十万吉卜赛人，和五十万其他各种
人（其中有近二十万非犹太族的德国人和奥地利人，虽然这一情况很少被人提到。
这些人要不是精神或身体有缺陷的人，就是所谓帝国的敌人，诸如共产党人、社会
民主党人、自由主义者、编辑、记者，以及说话不当的牧师，有良心有勇气的人，
后来还有被怀疑为对希特勒不忠的陆军军官）。

    党卫军在其被摧毁之前，已经使它那两个字头的名称以及它旗帜上两道闪电的
标志，成了惨无人道的同义语，其手段之残酷是在它以前或以后出现的任何其他组
织所望尘莫及的。

    战争结束前，它的大多数高级成员完全意识到失败已成定局，对于清算的时刻
一旦来到，文明人类将会如何对待他们过去的所作所为，也不抱任何幻想，他们为
隐姓埋名，另谋生路作秘密准备，而让全体德国人民来为这些失踪的罪犯承担谴责。
为此目的，党卫军搜刮得来的大量黄金被偷运出国并存入编了号的银行账户，假证
件大批制造出来，逃跑的渠道也开辟了。当盟军最后占领德国之时，大部分屠杀人
民的刽子手早已逃之夭夭。

    他们建立起来实现逃跑计划的组织就是敖德萨。随着第一个任务即保证杀人犯
逃到较为合适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这些人的野心也扩展了。许多人根本就不离开德
国，宁愿在盟军统治时期以假名和假证件继续留居；另一些人则在新身分的妥善掩
护之下溜回国内。少数最高层人物继续待在国外，从安全而舒适的流亡地操纵这个
组织。

    敖德萨的目标一直是五个；把前党卫军成员重新安插在盟军于一九四九年建立
的新的联邦共和国的各行各业，渗透．到政党的活动，至少是基层组织的活动之中
；出钱为任何一个被起诉的党卫军杀人犯提供最好的法律辩护，想方设法搅乱西德
进行的旨在反对某一位前“同志”的审判；帮助前党卫军成员在工商界及时站稳脚
跟，使他们能从一九四五年就已开始、国家赖以重建的经济奇迹中捞取好处；最后，
向德国人民宣传一种观点，即党卫军杀人犯实际上无非是普通的爱国军人，他们履
行了对祖国的天职，根本不应受到司法和良心所加于他们的无益指控。

    它以大量经费作后盾，相当成功地执行了所有这些任务，而尤其成功的是，它
使通过西德法庭进行官方报复行动成为一种笑柄。敖德萨换过几次名称，企图以此
来否认这一组织的存在，结果也就有不少德国人倾向于认为敖德萨不存在了。简短
的回答是：它至今存在，佩戴骷髅头标志的“同志们”仍然结合在它里面。

    尽管敖德萨在执行一切任务时几乎都一帆风顺，它偶尔也遭到失败。最严重的
一次失败发生于一九六四年早春，当时有人悄悄地匿名寄了一包文件给波恩司法部。
极少数见到那些材料上的名单的官员们，把这包东西称为“敖德萨档案”。

</P>
<P>作者的话

    按照习惯，作者总要对那些帮助他写书，特别是一本很不好写的书的人们表示
——番谢意，同时提到他们的名字。在《敖德萨档案》的写作上，凡是帮助过我
（哪怕是略微帮助一下）获得所需要的知识的人，都理应受到我衷心的感谢。

    我没有去提他们的名字，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

    有一些人，前党卫军成员，当时并不知道他们是在跟谁谈话，或者不知道他们
所谈的材料将编集成书。另一些人曾特别请求，他们的名字永远不要作为有关党卫
军的情报的来源而加以引述。还有一些人，则是由我单独决定不要去提他们的名字，
这样做，我想与其说是为了我自己，毋宁说是为了他们的缘故。

    书中出现的许多地点和组织的名称，各种各样人物的官衔和军衔，按其原来的
语言绝大多数都应该是德文。为帮助那些不懂德文和感到长字难于发音的读者，我
冒昧地把很大一部分都译成了英文。懂得德文的读者无疑会从中认出原来的语形，
并请他们对这种翻译加以原谅。

    ——弗·福赛斯

一

    当情报分析员用打字机打完他的报告的时候，绿蓝色的曙光刚刚降临特拉维夫。
他舒展一下肩部绷紧的肌肉，又点上一支带过滤嘴的时代牌香烟，然后去阅读结尾
的几段。

    同一时间，在距此东边五十哩一个叫做雅德·伐歇姆的地方，有个人正站着祈
祷，那报告就是根据他的汇报写成的。可是分析员并不知道这点。他并不确切地知
道他报告中的情报是如何获得的，或者情报送到他手边之前有多少人丧失生命。他
不需要知道。他需要的只是保证情报准确无误，从而得到正确而合乎逻辑的分析结
论。

    “送达本处的确证材料表明，该谍报员有关工厂座落位置的说法是准确可靠的。
如能采取适当行动，完全可以预计西德当局将会过问工厂的拆除工作。

    建议将有关事实的可靠记录立即送交西德当局。本处认为，这将是使波恩最高
当局采取保证继续执行华尔道夫秘密协定的立场的最好途径。

    因此，无论从哪一点看，委员会各位尊敬的委员们都可以确信，所谓“火神”
计划正处于解体的过程之中。基于此点，我们有充分根据认为，火箭已决不可能及
时发射。最后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旦发生对埃及的战争，这将是一场用常规武
器来进行和取胜的战争，而胜利者将是以色列共和国。”

    分析员在文件末尾签名并写上日期：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随后他按电铃
传来一名信使，由他立即把文件送交总理办公室。

    恐怕谁都清楚记得，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听到肯尼迪总统去世的那一
时刻，．自己正在做些什么。肯尼迪是在达拉斯时间下午十二点半遇刺的，宣布他
死去是当地时间一点半的光景。这在纽约是两点半，在伦敦是晚上七点半，在汉堡
是夜里八点半，那是个寒冷的雨雪交加之夜。

    彼得·密勒探望他母亲之后正驱车返回市中心。他母亲住在汉堡远郊区奥斯多
夫。他常常在星期五晚上去探望她，一方面看看她过周末是不是还欠缺些什么，另
一方面也因为他感到，他应该每星期去探望她一次。若是她有电话，他本来可以打
电话给她的，但她没有，就只好开车去看她了。这也正是她拒绝有个电话的原因．
象平常一样，他打开无线电，收听西北德意志广播公司播送的音乐节目。八点半钟，
他的车子驶上了奥斯多夫公路，离他母亲住宅有十分钟的路程，这时音乐突然中断，
传来广播员非常紧张的声音：“注意，注意。重要新闻。肯尼迪总统死了。我重复
一遍，肯尼迪总统死了。”

    密勒的视线离开路面，直瞪着无线电上方微微发亮的波长指示板，仿佛他的眼
睛可以否定他的耳朵听到的东西，让他相信他是收错了地方，碰上了一个专门造谣
生事的电台。

    “上帝。”他轻轻吐丁一口气，减缓车速，转到公路的右侧。他抬头朝前边看
了看。在这条穿越阿尔托纳区通往汉堡中心的又长又宽又直的公路上，其他司机由
于听到同样的广播，也都把车子驶向路边停靠，仿佛开车子和听广播突然变成互相
排斥的事情，尽管他们过去有时是边开边听的。

    沿他自己这一侧，他看到前面的汽车尾灯泛出红光，司机正把车拐向右侧，紧
挨着路边停下，继续收听从无线电里大量倾泻出来的补充报道。左侧，一些从城里
开出来的汽车的幻光来个大幅度的摆动，也朝着人行道一边拐了过去。有两辆车追
过了他，头一辆愤怒地鸣着喇叭，他瞥见司机朝他拍拍自己的前额。这种粗鲁的手
势是表示咒骂对方神经错乱，每当一个德国司机被另一个司机惹恼了的时候就常来
这一手。

    密勒心想：他马上就会明白的。

    无线电里轻音乐停止了，换上“丧礼进行曲”，这显然是一切电台手头必备的
唱片节目。每隔一些时候，他就念一点从新闻室送来的由电传打字机直接记录下来
的最新报道。</P>    一些细节开始有了：进达拉斯时坐的是敞篷车，持枪的凶手是躲在一所学校图
书馆的窗户后边。没有任何捕人的消息。

    密勒前头那辆车的司机爬出车子，朝他这边走来。他走近左边车窗才知道司机
位子是莫明其妙地在右边，就又绕了个圈。他身穿一件尼龙皮领夹克。密勒把车窗
旋下。

    “你听见了吗？”那人问，身子俯向窗口。

    “是啊。”密勒回答。

    “简直是发了疯。”那人说。全汉堡，全欧洲，全世界，人们都走到素不相识
的陌生人跟前谈论这个事件。

    “你认为是共产党干的吗？”那人问。

    “我不知道。”

    “你知道，如果是他们干的话，那就会打仗了。”那人说。

    “可能吧。”密勒应付着说，他巴不得那人赶快走开。

    作为一个记者，他此刻能够想象到全国各报社一片忙乱的景象，每一个编辑部
人员都会给叫回去帮着弄出个精彩的版面，以便第二天一早就送到人们的早餐桌上。
死者略传要准备出来，成千篇的速写要加以编排，电话线路充斥着人们呼喊的声音，
他们在寻求更多更多的细节，因为有个人头部挨了枪弹，躺在得克萨斯的一个城市
里死了。

    他有点想回到一家日报的编辑部，可是他早在三年前就成了一名自由记者，专
门采访德国国内新闻，主要跟罪犯、警察、黑社会打交道。他母亲嫌恶这个工作，
责怪他跟“下流人”厮混。他辩解说，他正在成为国内最吃香的采访记者之一，但
这并没有能使她相信，记者的工作是值得她的独生儿子去干的。

    无线电播送出各种报道的时候，他的脑筋也开始跑马，想找出一个能从德国国
内加以配合的新“角度”，从侧面来记述这件大事。波恩政府的反应，这会由波恩
的报纸编辑报道；有关肯尼迪同年六月访问柏林的回忆，那会从柏林报道出去。看
起来他搞不出什么精彩的图片特写，来卖给德国二十来家画刊中的任何一家，它们
原是他这一新闻行当的最好的买主。

    倚着车窗的那个人发觉密勒有点心不在焉，还以为这是出于对去世的总统的悲
痛之情。他马上打住关于世界大战的谈话，换上了同样庄重的表情。

    “是啊，是啊，是啊，”他自作聪明地叽哩咕噜着，好象他看见了事情全部经
过似的。“粗鲁的人民，这些美国人，请记住我的话，粗鲁的人民。他们身上有一
股暴力，我们这儿的人是永远没法理解的．”

    “可不是。”密勒说，他的心思仍然在老远老远的地方。

    那人终于明白过来，  “好，我该回家了，”他直起身子说，  “再见。”然
后朝自己的车子走去。

    密勒发觉他动身要走，  “好，晚安。”他从开着的窗口喊了一声，然后把车
窗旋上，以抵御朝易北河方向疾扫而去的雨雪。无线电里的音乐继续保持哀伤的调
子，广播员说今晚不会再有轻音乐了，只有新闻报道间以适当的音乐。

    密勒靠在他的“美洲虎”牌汽车的舒适的皮靠背上，点燃一支“罗特—汉德尔”。
这是一种不带过滤嘴，用黑色烟草制成的有股恶臭味的香烟，也是叫他母亲抱怨她
那令人失望的儿子的另一件东西。

    人们往往喜欢事后追忆，如果……或者如果不，那将会如何呢？这通常是白费
精神，因为将会如何，这是人们最难以预测的秘密。但说如果那天晚上密勒不开无
线电，他就不会把车子停在路旁达半小时之久，他也就不会看到救护车，或者听到
所罗门·陶伯或爱德华．罗施曼的事，而四个月之后，以色列共和国或许就不再存
在了．这样说恐怕是不错的。

    他抽完烟，边听着无线电，边旋下车窗，把烟屁股扔出去。他一按ＸＫｌ50Ｓ
型“美洲虎”的斜长车盖下边3 ．8 公升引擎的按钮，它轰隆一响，就转入那习惯
性的令人感到舒适的嗡嗡声，象一只发怒的野兽试图冲出牢笼。密勒打开两只前灯，
看了看后边，就驶进奥斯多夫公路沿线熙来攘往的车流中了。

    他驶到斯特勒塞曼街的红绿灯附近，正赶上是红灯，听见后边传来救护车的尖
叫声。那救护车从他左边疾驰而过，警报器的哀鸣声忽起忽落，驶到开着红灯的十
字路口时稍稍减绥速度，然后从密勒的鼻子跟前穿过，向右拐进达依姆勒街。密勒
作了纯粹本能的反应，他扳了扳离合器，  “美洲虎”便跟在救护车后边飞驶，保
持二十米的距离。

    他刚跟上，马上又想不如回家，也许这里面什么都捞不到，但谁知道呢。救护
车表明出了什么麻烦，而麻烦或许表明能弄出个什么故事来，尤其当一个人首先来
到现场，赶在那些报社记者之前把全部事情都搞个一清二楚。这可能是撞车事故，
码头大火，或者公寓失火，里面困着小孩。什么都有可能。密勒常常在他车上放手
套的小格子里带一架有闪光设备的亚希卡小照相机，因为很难知道他眼前会发生什
么事情。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1 11:26:52编辑过]

Dreamer

彼得·密勒在第二天早上快九点时醒来，非常舒服地在铺满整个双人床的巨大
鸭绒被下面翻动。

    西吉上床才只四个钟头，还睡得很热。

    密勒叹了口气，转过身来仰躺着，拿起他的手表，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下瞟了它
一眼。然后，他从床的另一边溜下来，拿一条浴巾围住身子，慢慢走进起居室，拉
开窗帘。十一月的寒光冲进房间，使他睁不开眼。他眯起眼睛俯瞰斯坦大街。这是
个星期六早晨，潮湿的黑色柏油路上交通还不怎么拥挤。他打个呵欠，走进厨房去
煮他无数杯咖啡中的头一杯。他母亲和西吉都抱怨他几乎完全靠咖啡和香烟过日子。

    在厨房里喝着他的咖啡，抽着他当天的第一支烟，他考虑今天是不是有什么非
办不可的事情，看来没有。首先，所有的报纸和下一期杂志都将是关于肯尼迪总统
的，也许要搞好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其次，他手头也没有什么正在进行的新闻故事。
除此之外，星期六和星期天很难在办公室里抓到什么人，他们也不喜欢别人找上家
里去。他最近搞出了一篇颇受欢迎的连载文章，报道奥地利、巴黎和意大利的匪徒
们如何一直在渗入雷柏大街一汉堡的一条半哩长的集中了无数夜总会，妓院以及种
种罪恶场所的大街——的销金窟，他还没有收到稿费。他想应该跟买了这部稿子的
那家杂志联系一下，接着又决定不这样做。它到时候会付的，他眼下也不缺钱用。
他三天前收到的银行帐单表明他有五千马克的存款，他想这还可以够他花一阵子。

    “你的毛病呀，伙计，”他一面对着西吉擦得亮晶晶的一个小锅上面他的反影
说，一面用食指涮洗着杯子，  " 就是你太懒了。”

    十年前，他服兵役期满时，一名人事官员曾经问他，今后打算做个什么样的人。
他回答说：  “一个无所事事的阔人。”

    如今到了二十九岁，虽然还没有达到目的（大概永远不会达到了），他仍然认
为这是一个完全合理酌抱负。

    他把手提半导体收音机拿到洗澡间里来，”关上门，免得吵西吉，然后一面淋
浴和刮脸，一面收听新闻。“主要新闻是有一个人因谋杀肯尼迪已被逮捕。果然不
出所料，整个新闻节目全跟肯尼迪谋杀案有关，别无其他．他擦干身子回到厨房，
又煮起咖啡来，这回煮了两杯。

    他把这两杯咖啡端进卧室，放在床头桌上。

    西吉今年二十二岁，在学校念书时曾经是体操冠军，毕业后她在一个女校当体
育教员。过了一年，她出于经济这个最根本也是最简单的原因，换了职业去当汉堡
的脱衣舞女。

    这要比她当教员的薪水高五倍。

    “问题是，”她有一次十分严肃地对觉得好玩的彼得．密勒说，  “我在台上
的时候，我看不见灯光后面的任何东西，，所以我不会感到难为情。如果我能看见
他们，我想我早就逃下台去了。”

    话虽这样说，但她下了台把衣服穿上之后，仍会在夜总会里挑一张桌子坐下，
等待哪个顾客来请她喝上一杯的。唯一供她喝的饮料是香槟酒，至少一次半瓶，整
瓶更好。在这上面，．她可拿百分之十五回扣。虽然所有请她喝香槟的人，除了想
借此机会，瞪大了眼睛，对她双峰之间的峡谷尽情欣赏个把钟头之外，几乎毫无例
外地都还别有企图，但他们始终谁也未能得手。她是会体贴人通情达理的姑娘，她
对顾客们那种色迷的神情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其他姑娘在她们的娇笑后面所隐藏
的一种轻蔑的嫌恶，毋宁说是一种温柔的惋惜。

    “可怜的小人物，”，她有一次对密勒说，  “他们家里应该有个好女人才好。”

    “你说什么，可怜的小人物了”密勒抗议道：  “他们都是些腌腰的老赌棍，
口袋里有的是可花的钱。”

    “好吧，如果他们有人照顾，他们就不会那样了。”西吉反驳一句。在这点上，
她的女性的逻辑是不可动摇的。

    密勒是由于偶然的机会见到她的，当时他正好来到雷柏大街基赛咖啡馆楼下柯
克特太太的酒吧间里，跟店主人——一位老朋友和老伙伴——闲聊和喝上一杯。她
是个大个子姑娘，身高五吠九时，体形正好同身高相配称，要换个矮一点的姑娘，
就会显得不合比例了。她随着音乐用那些通常所谓的性感姿势脱掉衣服。密勒对这
一套司空见惯，只管呷他的酒，连眼皮都不抬一抬。

    演出结束，掌声四起，她没有做出职业舞女那种讨厌的歪头姿势，而是羞涩地、
有点忸怩地对观众马马虎虎地微微一鞠躬，敷衍塞责地露齿一笑，就象一条训练不
足的猎狗，不顾人们为她下了多少赌注，却只叼回了一只才出毛的松鸡。正是这一
笑，而不是那老一套的舞蹈或体形，把密勒给迷住了。他打听她肯不肯来喝一杯，
于是她被请来了。

    密勒是跟老板在一起，所以她就避免要一瓶香槟而叫了一瓶杜松子酒。使密勒
惊奇的是，他发现她是个非常容易相处的人，就问她在演出结束后他是否可以送她
回家。带着明显的保留，她同意了。密勒冷静地打着他的牌，当晚并没有去打她的
主意。这是早春季节，当她从已经关闭的酒吧间出来的时候，她穿着一件最没有魅
惑力的粗呢大衣，他心想这是故意的。

    他们只是在一起喝喝咖啡，聊聊天，她渐渐摆脱了先前的紧张，高兴地谈起来
了。他得知她喜欢流行音乐、艺术，沿阿尔斯特湖边散步，搞家务事情以及孩子。
这以后，他们开始在她每星期中不上班的那个晚上出来吃吃饭或者看看电影，但不
在一起睡觉。

    三个月后，密勒把她带到自己的床上，接着又问她是不是愿意搬进来住。西吉
是个对生活里的大事非常死心眼的人，她早就决定要跟密勒结婚，她一直拿不定主
意的只是她能不能先不跟他睡觉或用其他办法而得到他。现在她很懂得，他一旦需
要完全可以另找女人来占领他的另一半床铺，所以就决定搬进去，并且使他的生活
过得非常舒服，以至非跟她结婚不可。到十一月底，他们已同居六个月了。

    就连密勒这个精通家务事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她把家管得非常之好。她从来不
直接提到结婚，而是试图通过别的途径来探听口气。密勒装做没有注意到的样子。
在阿尔斯特湖畔阳光下散步的时候，她有时看见一个刚学走路的小孩，就会在他父
母亲慈爱的目光下逗着他玩。

    “噢，彼得，他不象个小天使吗？”

    密勒会嗯嗯几声：  “是啊，真可爱。”

    这以后，她会使他扫兴整整一个小时，就为他没能懂得这个暗示。但他们在一
起过得很幸福，尤其是彼得·密勒，他觉得这种安排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既有婚后
的全部享受，却又没有婚后的种种束缚。  密勒喝完他杯子里剩的咖啡和西吉的那
杯，正在走往洗澡间的半路上，电话铃响了。他转身进入起居室去接电话。

    “彼得吗？”

    “是的，是谁呀？" “卡尔……

    他的脑子还昏昏沉沉的，听不出是谁的声音，“卡尔？”

    电话里的声音显然不大耐烦。  “卡尔·勃兰特。怎么回事？你还没睡醒吗？”

    密勒醒过来了，  “噢，唉啊，卡尔。对不起，我刚刚起来。什么事啊？”

    “瞧，是关于那个死去的犹太人的。我想跟你谈一谈。”

    密勒莫名其妙，  “什么死去的犹太人？”

    “昨晚上在阿尔托纳开煤气自杀的那个人，连这个你都记不起来吗？”

    “是啊，昨晚上的事情我当然记得，”密勒说，  “我不知道他是个犹太人。
他怎么啦？”

    “我想跟你谈一谈，”警察巡官说，“不过不是在电话里。我们可以见见面吗？”

    密勒的记者头脑马上开动起来。凡是有什么事情要说但又不愿意通过电话来说，
那必定是认为事关重要。至于勃兰特，密勒更难相信一个警探会在一些无聊事情上
卖关子。

    “可以，”他说，  “你有空出来吃饭吗？”

    “行。”勃兰特说。

    “好。如果你认为值当，我会出钱买的。”他说了鹅市场上一家小饭馆的名称，
约定一点半钟在那儿会面，就放下了话筒。他还是迷惑不解，因为他看不出，从一
个老头——不管他是或不是犹太人——在阿尔托纳区贫民窟的一间出租房间里的自
杀，能搞出一篇故事来。

    吃饭时，这位年轻的侦探似乎一直避免接触他这次约密勒前来面谈的那件事情。
等到上咖啡时，他简短地说了一句，  “昨晚上那个人。”

    “是的，”密勒说，  “他怎么啦？”

    “你一定听说过，我们也全都听说过，战争期间甚至于战前，纳粹对犹太人所
干的那些事吧？”

    “当然，在学校里他们尽往我们脑子里灌这些东西，不是吗？”密勒感到迷惑
和不安．象大多数德国青年一样，当他十二岁左右在学校里读书时，人们告诉他说，
他和他的所有同胞对重大的战争罪行都负有责任。他当时囫囵吞枣，甚至都不明白
究竟指的是什么。

    后来就很难弄清楚老师们在战争结束后的年代里讲的那些话的意思了。没有人
可问，也没有人想讲，老师们和父母们都这样。只是到了快成年的时候，他才有可
能读到一点有关的东西，尽管他所读到的使他恶心，他却没有感到这跟他有什么关
系。那是另一个时间，另一个地点，远得很了。事情发生时他并没有在那儿，他的
父亲没有在那儿，他的母亲也没有在那儿。他心里自我辩解说，这跟彼得·密勒有
什么相干的呢，所以他从没有去打听过姓名，日期和种种细节。他奇怪勃兰特为什
么提起这个问题。

    勃兰特搅动一下他的咖啡，他也有点不怎么自在，不知道怎么说下去。

    “昨晚上那个人，”他终于说道：  “他是个德国犹太人，他在集中营呆过。”
密勒回想起昨晚担架上骷髅似的死人。他们最后都落得这么个下场吗？哪有的事。
那个人无非是十八年前让盟军解放出来后活着活着就老死了。可是那张脸继续浮现
在他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看见过或者至少没有在知情的情况下看见过一个在集中
营呆过的人。他也从来没有碰见过一个党卫军杀人犯，这点他可以肯定。真碰到了，
一定会知道的啊。

    他回想起两年前在耶路撒冷审判埃希曼时报刊的热烈反应。各报好几个星期都
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件事。他想起在被告席上的那张脸，记得当时的印象是觉得它那
么平淡无奇，平淡得让人泄气。正是读了有关审判的新闻报道，他才第一次稍稍明
白，党卫军是如何干那些勾当，他们又是如何逃脱处罚的。不过那些事都发生在波
兰、俄国、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和很久很久以前。他看不
出跟他有什么切身的关系。

    他把他的思路拉回到现在，拉回到勃兰特的谈话在他的心里引起的不自在感觉。

    “怎么回事？”他问那警探。

    代替回答，勃兰特从他手提皮包里拿出了用棕色纸裹着的一包东西，从桌面上
推过来。  “那老头留下一本日记。实际上他并不太老，五十六岁。看来他当时就
作了摘记，藏在他的裹脚布里。战后他全部改写过，就成了这本日记。”·密勒不
是太感兴趣地看了看那包东西，  “你在哪儿找到的？”

    “它就放在尸首旁边，我拣起来带回家了。昨天夜里我把它看了一遍。”

    密勒略带挖苦地看着他的老同学，  “怎么样，很坏吧？”

    “可怕。我简直没法想象会是那样坏，我是指他们对犹太人干下的那些事情。”

    “为什么把它带给我？”

    勃兰特这下感到不好回答了。他耸了耸肩膀，  " 我本来以为它可以让你搞出
一篇故事。”

    “现在它属于谁所有？”

    “从法律上讲，属于陶伯的继承人，可是我们永远不会找到他们的。所以我想，
它属于警察局，不过他们也只是把它归档而已。你可以拿去，如果你想要的话。就
是不要让别人知道这是我给你的。我不希望局里找我的麻烦。”

    密勒付了账，两个人走出去了。

    “好吧，我把它看一遍。不过我未必会为它大动感情，也许能给杂志搞出一篇
东西。”

    勃兰特半笑着转向他，  “你是个玩世不恭的坏蛋。”他说。

    “不，”密勒说，  “我不过象大多数人一样，只关心眼前的事情。你怎么啦？
在警察局混了十年，我还以为你早已是个硬心肠的警官咧。这件事真让你动感情了，
是吗？”

    勃兰特又显得严肃起来。他看着密勒手臂下边挟的那包东西，慢慢地点点头：
“是啊。是啊，是那样，我从来没有想到会那样坏。再说，这并不都是过去的事情，
事情是昨晚上在汉堡这儿结束的。再见，彼得。”

    警探转身走开，他不知道他犯了多大的错误。

Dreamer

他知道有一个人，一九五八年二月六日在慕尼黑机场等飞机时，正碰上那架载
着曼彻斯特足球联队的飞机在离他几百米的地方撞毁了。那人根本就不是个职业摄
影师，但他取下了为度个滑雪的假日而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摄了飞机起火焚烧的
最初几张独家照片。画报付了五万多马克买了这些照片。

    救护车穿过阿尔托纳区那些弯弯曲曲的狭小蹩脚的街道，拐过左边的阿尔托纳
火车站，朝河边开去。驾驶这辆扁头高顶的“梅西迪斯”牌救护车的人，是很熟悉
汉堡，很会开车的。密勒尽管加大了速度，车上又有硬悬挂装置，他还是可以感觉
到“美洲虎”的后轮在雨湿的圆石子路面上直打滑呢。

    密勒望见门斯克汽车零件仓库一闪而过，又过了两条街，他原先的问题得到了
解答。救护车开进一条贫穷破旧的街道，照明很差，在雨雪横飞中显得阴阴沉沉，
路旁是一些残破不堪的公寓和出租单间的房子。它在一所房子前面停住，有一辆警
车早巳停在那里了，蓝色的顶灯在滴溜溜地转动，光线投射在一群聚集在门口看热
闹的人脸上，显得阴惨惨的。

    一位身材魁梧、穿着斗篷雨衣的警长向人群大声吼叫，要他们后退，给救护车
在门口让出块地方来。  “梅西迪斯”

    开到门口停住。司机和工作人员下了车，奔到车后头，抬出一付空担架。跟警
长简短地讲了一句什么话，他们就急急忙忙上楼。

    密勒把“美洲虎”开到路对过二十码远的地方，扬起眉头。没有车祸，没有火
灾，也没有困在火里的小孩，或许只是心脏病发作。他下了车，朝着被警长拦在那
幢出租单间的房子门前站成一个半圆形的人群走去。

    “我可以上去吗？”密勒问。

    “不行。这儿没有你的事。”    “我是记者。”密勒说，向他出示汉堡市的
记者证。

    “可我是警察，”警长说，  “谁都不让上去。楼梯太窄，很不安全。救护车
的人马上就要下来了。”

    他是个大个子，身高六叹三时，穿着斗篷雨衣，张开两臂把人群拦在后边，就
象一扇仓库大门似的屹立不动。

    “那么，上面出了什么事？”密勒问。

    “说不上来，过会儿到分驻所去打听。”

    这时有个穿便衣的人走下楼梯，出现在人行道上。  “沃尔克斯瓦根”牌巡逻
车顶上转动的灯光扫过他的脸，密勒认出他来了，他们在汉堡中心高级学校同过学。
他现在是汉堡警察局的一名低级侦缉巡官，驻在阿尔托纳区中心分局。

    “喂，卡尔。”

    青年巡官听到喊他的名字就转过头来，细看着警长后面的人群。当警车的灯光
又一次照过来的时候，他终于望见了密勒和他举起来的右手。他脸上露出狞笑，半
是高兴，半是生气。他对警长点点头。

    “不要紧，警长。他不会找什么麻烦。”

    警长放下手臂，密勒冲了过去。他和卡尔，勃兰特握了握手。

    “你在这儿干什么？”

    “跟救护车来的。”

    “该死的贪心家伙，你这些日子都干什么来着？" “和往常一样，自由采访。”

    “看来你弄到不少钞票吧，我老是在画报上见到你的名字。”

    “混日子嘛。听到肯尼迪的事吗？" “听到了，糟糕透顶。他们今晚准是把达
拉斯搜个天翻址覆，幸亏不属我的地段。”

    密勒朝那所出租单间的房子光线暗淡的门道扬了扬头，那里只有一个低度数的
没有灯罩的灯泡向剥落的糊壁纸投下昏黄的亮光。

    “有人自杀，开了煤气，邻居走到门边闻见了，把我们叫来的。没人敢划一根
火柴，那地方还满都是这种东西。" “不会是个电影明星吧？”密勒问。

    “是啊，他们往往住在这样的地方。不，这回是个老头，看起来好象他已经死
了好几年似的。每天晚上总有人干这个。”

    “不管他现在上了哪儿，没有比这更糟糕的死法了。”

    巡官笑笑，转过身子，那两个救护车人员正小心翼翼地走下吱吱作响的楼梯的
最后七个梯级，把他们的负荷物抬进门道。勃兰特看看周围，  “让开点，让他们
过去。”

    警长立即响应这声叫喊，把人群更往后推。两个救护车人员走上人行道，绕到
打开的车门口。勃兰特跟着他们走去，密勒随在他后面。密勒并不是想去看一下死
人，他连这种打算都没有，他只是跟着勃兰特走。两个救护车人员走到车门口，头
一个把担架的一端放到滑道上，第二个准备把它推进去。

    “等一等。”勃兰特说，他撩起死人脸上盖着的毯子的一角。他扭过头来解释
说：“这是例行手续。我的报告得要说我是陪送尸首上救护车和陈尸所的啊。”

    “梅西迪斯”救护车内灯光明亮，密勒只用两秒钟的时间看了看自杀者的脸。
他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印象是，他从没有见过这么苍老和丑陋的脸。就算加上煤气
的影响，但瞧那皮肤上的暗色斑点，嘴唇边的青痕，也能看出这个人生前漂亮不了。
几股细长的头发粘贴在要不就会是光秃秃的头皮上，眼睛闭上了，面部凹陷，憔悴
不堪。由于假牙失落，两边脸颊好象给吸了进去，快在口腔内碰到一起了，这使人
想起恐怖影片中食尸鬼的形象。嘴唇几乎不再存在，不论上唇或下唇都布满竖的皱
摺，使密勒不禁回想起他有一次看见过的来自亚马孙盆地的那种干瘪的人头，那上
面的两片嘴唇就让当地土人缝到了一起。最后，那人脸上似乎有两道淡淡的锯齿状
的伤痕，每一道都是从太阳穴或上耳直到嘴角。

    迅速瞥了一眼，勃兰特把毯子放回去，朝他后边那个救护车工作人员点点头。
他后退一步，那人就将担架推进到它的位子上，闩上车门，走到驾驶室他同伴那里
去。救护车开走了，人群开始散开，警长的沙嗓子还在咆哮着：  “喂，全结束了，
再没有什么可看的啦。你们还不想回家？”

    密勒看着勃兰特，扬起眉头：  “有意思。”

    “是啊，可怜的老头。这里面大概没有你需要的吧？”

    密勒苦着脸：  “没门。象你说的，每天晚上有一个。今晚上全世界有多少人
死去，可是谁也不会去注意。对肯尼迪的死就不是这样了。”

    勃兰特巡官嘲弄地一笑；  “你们这些混帐的记者。”

    “事实如此嘛，肯尼迪的事大家才想看。是他们花钱买报纸。”

    “好吧，我该回所啦。再见，彼得。”

    他们又握了握手，各自走开。密勒调转车头驶向阿尔托纳火车站，再从那里上
了大路，朝市中心开去，二十分钟之后，他的“美洲虎”驶进了汉萨广场离他住的
公寓二百码远的地下汽车库，他在那座公寓的顶层有一套房间。

    把车子在地下汽车库停存一冬天是很费钱的，不过这是他允许自己享受的奢侈
项目之一。他喜欢他那套租价相当昂贵的房间，因为它位于高处，可以俯瞰熙攘忙
碌的斯坦大街。对于吃穿，他不太在乎。他二十九岁，身高近六叹，有着女人们所
追求的一头乱蓬蓬的棕色头发和一双棕色的眼睛，他是不需要什么贵重的衣服的。
有个对他颇为羡慕的朋友曾对他说，  “你能把修道院里的女人都带走的。”他哈
哈大笑，同时心里挺高兴，因为他知道这话不假。

    他生活中的真正爱好是赛车，新闻采访，还有西格莉德，虽然他有时不免羞愧
地承认，如果必须在西吉①和“美洲虎”之间作出抉择，西吉很可能非去另找情人
不可。

    把“美洲虎”停好之后，他站在汽车库的灯光下看着它。他很少有把那辆车子
看够了的时候，甚至在街．上走近它的当儿，他也会停下脚步欣赏起它来。偶尔碰
到行人经过，不知道这是密勒自己的车子，也会停下脚步说道：  “这汽车，真了
不起。”

    按正常情况，一位自由记者不用ＸＫ150 Ｓ型“美洲虎”

    的。替换零件几乎不可能在汉堡买到，ＸＫ系统的零件更是如此，其中Ｓ型是
最后一种型号，一九六零年即已停止生产。

    他亲自进行维修，星期天穿上工装裤，往往一连几个钟头钻到车身底盘下面或
者半埋在引擎之中。它有三个ＳＵ汽化器，所耗的汽油成了他经济上的一笔主要负
担，由于德国的汽油价格昂贵，就更显得如此，但他心甘情愿地付这笔钱。当他在
开阔的高速公路上踩着加速踏板，听着排气管发出吼声的时候，或者感到车子从山
路的拐弯处猛冲出来的那股冲劲的时候，他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甚至把前轮上那
个独立的悬挂换成硬悬挂，而由于后轮上本来就是硬悬挂，所以在拐弯时稳如盘石，
别的司机若想赶上它，就得在座位上大大颠簸一番了。车子刚买回来不久，他就把
它漆成黑色，两侧各加一道长长的黄色条纹。它是在英国考文垂制造的，因为不是
一辆出口车，驾驶盘是在右边，超车时偶尔会引起一些问题，但这可以让他用左手
换挡，用右手把住抖动的驾驶盘，这倒正合乎他的心意。
他至今还觉得能买到这辆车子真是运气不错呢。那年初夏，他在一家理发馆里
等理发时，顺手翻开一本流行杂志。

    他平素从不看那些有关流行歌星的无聊报道，当时无非是没有别的东西可看。
中间的插页是介绍四个乱发的英国青年一举成名，成为国际红星的经过。照片上最
靠右的那张长着一个大鼻子的脸他不认得，可是其余三张脸却似乎相识，引起了他
一番搜索枯肠的回忆。

    他也不熟悉那两张使这个四人合唱团一举走运的唱片的名字：《让我开开心》
和《爱我吧》，但那三张脸却使他恍惚了整整两天。他终于记起，一年多以前，一
九六二年，他们曾经在雷柏大街一家小酒吧间里演唱。他又花了一天时间去回忆酒
吧问的名字，因为他只进去过一次，当时是跟一个黑社会的人物喝酒闲聊，想从他
口里探听到有关山克特·波里匪帮的情况。那是明星夜总会。他在那里翻看一九六
二年度的节目单，找到了他们的名字．他们当时是五个人，三个他认得，其余两个
叫彼得·贝斯特和斯图亚特·苏特里夫。

    从那儿他又去找曾经替演出人贝尔特·卡姆菲特拍摄广告照片的摄影师，从他
手中买到了他所有照片的版权。他的报道《汉堡是怎样发现硬壳虫乐队的？》几乎
登上了德国的所有流行音乐杂志和画刊，在国外也纷纷转载。结果他买了这辆“美
洲虎”，他是从一间汽车陈列室看到它的，有一位英国军官因他妻子怀孕，肚子太
大没法挤进车门，就把车子放在那儿出售了。他为表示感恩甚至买了几张硬壳虫的
唱片，不过只有西吉一个人听过它。

    他离开车子，顺着斜坡走上大街，回到自己的住处。这时已临近午夜，尽管他
母亲象往常一样当晚六点钟让他饱餐一顿，他又觉得饿了。他做了一盘炒鸡蛋，收
听起午夜新闻。全都是有关肯尼迪的报道，并且从德国的角度大加渲染，还没有更
多的新消息来自达拉斯，警察仍在搜寻凶手。广播员大谈特谈肯尼迪对德国的爱，
他今年夏天对柏林的访问，以及他用德语说的“我是一个柏林人。”

    然后放了西柏林市长威利·勃兰特悼词的录音，他的声音感情异常冲动；还念
了路德维格，艾哈德总理以及刚在十月十五日退休的前总理康纳德·阿登纳的悼词。

    他又抽了一支烟，在一点三刻独个儿睡了，去梦见阿尔托纳区贫民窟那个被煤
气熏死的老头子的可怕的脸。

    当彼得·密勒半夜在汉堡吃他的炒鸡蛋的时候，有五个人正在开罗郊外金字塔
附近紧靠一所骑术学校的一幢房子的舒适的客厅里举杯痛饮。当地时间是凌晨一点
钟。五个人都已饱餐一顿，兴高采烈，原因是他们前四个钟头左右听到了来自达拉
斯的新闻。

    其中三个是德国人，另外两个是埃及人。那骑术学校是开罗社会的精华以及数
以千计的德国移民所喜爱的聚会地点。

    宴会的主人即这所学校的所有者的妻子早巳睡去了，让五个男人一直谈到半夜
三更。

    坐在紧闭的窗子旁边一张皮靠背安乐椅里的是汉斯·阿普勒，从前是约瑟夫·
戈培尔博士的纳粹宣传部里一名犹太专家。阿普勒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定居埃及，
他受到敖德萨的鼓舞，使用了一个叫做萨拉赫·察法尔的埃及名字，在埃及国家指
导部当一名犹太问题专家。他手里拿着一杯威士忌。

    他左边是戈培尔本部的另一名前专家，路德维格·海顿，也在国家指导部工作。
他同时成了伊斯兰教徒，曾去麦加朝圣，改名叫埃尔，哈德兹。为尊重他的新宗教，
他拿着一杯橘子汁。两个人仍然都是狂热的纳粹分子。

    那两个埃及人是沙姆塞丁·巴德兰上校，阿布德尔·纳基姆”阿密尔元帅（以
后成为埃及副总统，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之后被控卖国，后来自杀）的侍从官。
另一个是阿里．萨米尔上校，穆克哈巴拉特（即埃及秘密情报局）的首脑。

    晚宴的第六位客人是这次宴会的主宾，已在开罗时间九点半钟肯尼迪总统死讯
传来时特地赶回了开罗。他是埃及国民议会的议长安瓦尔·埃尔·萨达特、纳赛尔
总统的亲密合作者，后来成为他的继任人。

    汉斯·阿普勒朝天花板举起他的酒杯：  “肯尼迪这个犹太佬的朋友到底死了。
先生们，我敬你们一杯。" “可我们的酒杯是空的。”萨米尔上校说。

    他们的主人赶紧前来补救，从酒柜上拿下一瓶威士忌倒满各个空杯。

    把肯尼迪称做犹太佬的朋友，不会使房里那五个人当中任何一个感到茫然。一
九六零年三月十四日，当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还是美国总统的时候，·以色列总理
戴维·本；古里安和德国总理康纳德·阿登纳曾经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秘
密会晤，而这种会晤在十年以前恐怕是不可能的。甚至在一九六零年人们原以为是
不可能的事情，在那次会上也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它的细节经过几年的时间才逐
渐透露出来，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到了一九六三年末，纳赛尔总统对于敖德萨和萨米
尔- 上校的穆克哈巴拉特送到他案头的情报，都拒绝加以认真的考虑。

    两位政治家签署了一项协定，按照这个协定，西德同意给予以色列每年达五千
万美元的信贷，不附带任何条件。然而本·古里安很快就发现，有钱是一回事，取
得确实可靠的武器来源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六个月后，华尔道夫协定由于西德和以
色列的国防部长法朗兹·约瑟夫·斯特劳斯和希蒙·佩雷斯签署的另一协定而臻于
完成。根据其中条款：以色列可以使用德国的钱在德国购买武器。

    阿登纳意识到第二个协定更会广泛引起争议，便拖延了几个月，直到一九六一
年他去纽约会见新总统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时候。肯尼迪施加了压力。他
不想从美国直接把武器交给以色列，但他希望这些武器总会通过某种途径送达。以
色列需要战斗机、运输机、105 毫米榴弹炮、大炮、装甲车、装甲运兵车和坦克，
最最需要的是坦克。

    在德国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主要是美国货，有的是从美国买来以补偿根据北约
协议驻在德国的美军维持费用，有的是经许可在德国制造的。

    在肯尼迪的压力下，斯特劳斯一佩雷斯密约付诸实施。

    第一辆德国坦克在一九六三年六月的晚些时候到达海法。使这个消息长时间保
密是困难的，牵涉的人太多了。敖德萨在一九六二年的后几个月已有所发现，并立
即通知埃及人，它在开罗的间谍跟这些埃及人是有极其密切的联系的。

    一九六三年后几个月，事情发生了变化。十月十五日，康纳德·阿登纳，这个
波恩的狐狸，花岗石脑袋的总理，—辞职并退休了。阿登纳的位置为路德维格·艾
哈德所取代，他作为德国经济奇迹之父是颇能赢得选票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却是软
弱无力和优柔寡断的。

    还在阿登纳当政的时候，西德内阁内部就有一帮人吵嚷着要搁置以色列武器密
约并在供应开始之前就加以制止。老总理用短短的几句话就使他们安静了下来，也
正是他的权威使他们继续保持安静。

    艾哈德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早已赢得“橡皮狮子" 的雅号。他一上台，以
外交部为基地，始终注意跟阿拉伯世界改善关系的那一帮反对武器密约的人又吵嚷
起来了。艾哈德吓得发抖。但问题的症结是约翰·肯尼迪的决定：以色列必须经由
德国取得武器。

    如今他被打死了。十一月二十三日凌晨时分出现的大问题是很简单的：林登·
约翰逊总统会不会取消美国对德国的压力，而让波恩的犹豫不决的总理毁弃这个密
约？事实上他没有那样做，然而在开罗却甚为乐观地认为他会那样做的。

    当晚开罗郊外的欢乐聚会的主人，斟满了客人们的酒杯之后，转回到酒柜旁再
给他自己的杯子添满酒。他的名字是沃尔夫甘·卢兹，一九二一年出生于曼海姆，
是德国陆军的一名前少校，极端憎恨犹太人，他是于一九六一年移居开罗并创办他
的骑术学校的。淡黄发，蓝眼睛，鹰脸，不论在开罗的有影响的政界人物中间，或
是在尼罗河岸德国的（主要是纳粹的）移民社会中间，他都是一个最得人望的人。

    他转过头来对着大家露出一副爽朗的笑容。如果这副笑容里有什么虚假的东西
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加以注意。然而它是虚假的。他是在曼海姆出生的犹太人，但
在一九三三年十二岁时就已移居巴勒斯坦。他的名字叫泽耶夫，在以色列军队中持
有少校的军阶．他也是当时以色列情报局在埃及的头号间谍。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
八日，在他家遭到一次突击搜查，从洗澡间体重检查器里发现一架无线电发报机之
后，他被逮捕了。他于一九六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受审，被判处终身苦役。一九六七
年六天战争结束后，他作为同几千名埃及战俘进行交换的人员的一部分而被释放，
一九六八年二月四日，他和他的妻子回到洛德机场，踏上了家乡的土地。

    不过在肯尼迪去世的那个夜晚，被捕，受折磨，他妻子被轮奸等等，这一切都
还没有发生。他朝他面前四张微笑的脸举起他的酒杯。

    实际上，他巴不得他的客人们赶快离开，因为其中有一位在餐桌上透露了一件
对他的国家极关重要的事情，他急切地希望客人走后好进洗澡间去从体重检查器里
取出发报机，把这一讯息发往特拉维夫。但他强迫自己保持笑容。

    “打倒犹太佬的朋友！”他举杯祝酒，  “德国万岁。”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0 16:48:03编辑过]

Dreamer

六

    密勒等了一个星期，汉堡检察院下属的负责调查战争罪行部门的一个负责人才
接见了他。密勒怀疑唐恩发觉了他并不是在执行霍夫曼布置的工作，因此采取了相
应的措施。  他面对的那个人有点神经质，很不自在。那人开口就说；  “你必须
明白，只是由于你不断的要求，我才同意你的。”    “你出来就算不错，”密勒
毫不领情地说，  “我要打听一个人，我估计你的部门一定不断地在对他进行调查，
他叫爱德华·罗施曼。”

    “罗施曼？”那个律师说。    “罗施曼，”密勒重复了一句，  “党卫军的
上尉，从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任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我想要知道他是否活着？
如果死了，他埋葬在哪里？你们是否找到了他？他是否曾被逮捕？他是否受过审判？
如果没有，他现在在哪里？”

    那个律师感到震动，  “上帝，我没法告诉你这些事。”

    他说。

    那个律师恢复了镇静。  “我可不这样认为，否则我们就会经常接到这类性质
的查询了。而实际上，就我能回想到的，你是我们前所未有的第一次从公众那里接
到的查询。”

    “实际上，我是一个报人。”密勒说。

    “是的，可能如此。不过关于这类情报，你能得到的恐怕也只能跟一个公众所
能得到的一样多。”

    “那么有多少？”密勒问。

    “恐怕我们无权提供有关我们调查工作进程的情报。”

    “可是，我首先指出，那是不对头的。”密勒说。

    “噢，得了吧，密勒先生。你恐怕也很难指望警察会把他们对一个罪案的调查
进程告诉你吧。”

    “不。事实上，我就是那么做的。警察向来是很帮忙的，发表一些简报，透露
一下是否会提前逮捕等等。而且他们一定会告诉记者，他们的主要嫌疑犯，就他们
所知，是活着还是死了。这有助于搞好和公众的关系。”

    律师微微一笑，  “你肯定在这方面起过很有价值的作用，”他说，  “不过
这个部门是不会提供有关我们工作进行状况的情报的。”他仿佛找到了一个论据，
“说实在的，如果通缉的罪犯了解到我们已接近于完成他们的案子，他们就会失踪
了。”

    “可能如此，”密勒回答说，  “不过现在的记载说明你的部门只审判过三个
在里加当警察的士兵，而且那还是一九五零年的事。因此，当英国人把他们移交到
你的部门时，对他们的调查，可能已经完成，就等开审了。所以通缉的罪犯看来不
会有被迫失踪的危险。”

    “说真的，这是最不值一驳的设想。”

    “好吧。那么你们的调查是正在进行之中锣。可是如果你很简单地告诉我爱德
华·罗施曼正在受到调查，或者他现在何处，这也不会对你的案子有损害吧。”

    “我所说的只是，在我的部门的责任范围内有关的一切问题都在进行经常不断
的调查。我重复一句，经常不断的调查。密勒先生，现在我确实认为，我再不能帮
你更多的忙了。”

    律师站起身来，密勒也随着站起来。“别装腔作势啦。”

    当他走出去的时候，他说。

又过了一个星期，密勒才准备好开始行动。这个星期他主要是呆在家里阅读了
六本书，它们全面地或部分地涉及到东线的战争以及在东部占领区的集中营里所发
生的事。他那地区的图书馆的管理员提到了Ｚ委员会。

    “委员会设在路德维希堡，”他告诉密勒，  “我是从一本杂志上了解到的。
它的全称是：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联邦清查“中心”，甚至更简化，就叫Ｚ委员
会。这是全国唯一的一个在全国、甚至在国际范围内追捕纳粹分子的组织。”

    “谢谢，”密勒临走时说，  “我要去试试看，他们是否能帮助我。”

    第二天早上他到银行去开了一张付给房东从一月到三月三个月房租的支票，并
把他的存款全部提现，只留下十马克以保存户头。

    在西吉去夜总会上班前，密勒吻了她，告诉她他将外出一个星期或更长些时间。
然后他把“美洲虎”从地下车库开出来，向南朝着鲁尔区驶去。

    第一场雪已经开始，它呼啸着卷过北海，当它从不来梅以南奔腾进入下萨克森
的茫茫平原时，在漫长的高速公路上化成了扑面的雨雪。

    行驶两小时后，他停下车来喝杯咖啡，然后继续赶路，穿过北莱茵—威斯特法
伦州。尽管风很紧，夜色渐深，但对他来说，在坏天气里驾驶着汽车行驶在高速公
路上是一种乐趣。坐在ＸＫｌ50Ｓ型内部，他感到仿佛坐在一架高速飞机的座舱里。
仪表板的灯在面板下朦胧发光，车外是正在降临的冬夜的黑暗，冰寒彻骨，一阵阵
斜飘下来的雪花突然冲进车灯的强烈光束中，扫过风挡，又不复存在了。

    他象惯常一样始终保持在快行线上，把“美洲虎”开到一小时近一百哩的速度。
他超越着一辆辆重型卡车，望着它们发出怒吼的庞大车体从他右边唰地一声消失了。

    傍晚六点钟他已驶过了哈姆枢纽站，在黑暗中，鲁尔的光亮在他的右边已隐约
可见。鲁尔总是使他感到惊愕，一哩接着一哩的工厂和烟囱，无数的市镇和城市紧
紧地挨着，实际上就象一座长一百哩宽五十哩的巨大城市。当他沿高速公路驶上一
座旱桥时，他从右边往下看去，可以看到鲁尔区在十二月的黑夜中延伸开去，数千
公顷的灯光与钢铁红焰耀目的千百座熔炉正在创造出经济奇迹与财富。十四年前当
他乘坐火车到：巴黎去度学校假日经过这里时，这里还是一片瓦砾，德国的工业心
脏几乎都停止了跳动。没法不为他的人民自从那时起所完成的一切感到骄傲。

    “好在我不是非要生活在那里不可”，当他这样想着的时候，科隆环行车道的
巨大标志已进入他的车灯的光亮之中。从科隆他转向东南，经过威斯巴登和法兰克
福、曼海姆和海尔布隆，那天很晚他才在斯图加特的一家旅馆门前停了车，他就在
这里过夜。这是离路德维希堡最近的城市。

    路德维希堡是一个安静而不惹人厌的小集镇，座落在州府斯图加特以北十五哩
符腾堡州那一片绵延起伏景色悦人“的山丘之中。Ｚ委员会设在当地正直的居民感
到极其窘困的远离大街的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委员会只有很少几个薪俸菲薄和工作
过重的职员，而他们的工作和奋斗终生的目标则是彻底揭发战争期间纳粹和党卫军
的大屠杀罪行。在“限制法令”

    重新规定除了谋杀和大屠杀罪行外，党卫军和其他一切罪行均不追究之前，他
们的揭发范围可能还广及勒索、抢劫、包括酷刑在内的恶劣的人身伤害和其他可憎
的犯罪方式。

    尽管目前只剩下谋杀是唯一可以提出控诉的罪名，Ｚ委员会的档案中依然掌握
着十七万个人名。当然，委员会工作人员过去和现在依然主要是尽一切可能致力于
搜寻几千名最恶劣的大屠杀犯。

    路德维希堡的这批人被剥夺了任何逮捕权，他们只能在确凿的证据齐全之后，
要求德国各州警察进行逮捕。此外他们每年只能从波恩的联邦政府争取到极为菲薄
的津贴，因此他们在这里工作，完全是出于献身的目的。

    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中，有八十名侦探和五十名调查检察官。前者全是三十五
岁以下的年轻人，因此对于所调查的事情都不会有任何牵扯。那些律师则大部分是
年纪较大的，但也都经过审查保证他们与一九四五年以前的事件无关。

    这些律师以前大都是私人开业的，而且有朝一日他们仍将重操旧业。至于那些
侦探，他们知道自己的前途是完蛋了。在德国任何警察部队都不愿录用一名曾在路
德维希堡工作过的侦探。凡是决心在西德境内搜捕党卫军的侦探，就绝无可能在国
内任何其他警察部队中得到晋升。

    他们已经很习惯于看到半数以上的州对他们要求合作的请求置之不理，他们借
出去的档案莫名其妙地丢失了，他们所要缉拿的人得到匿名的通风报信后突然失踪
了。尽管Ｚ委员会的人明白这项工作并不是与他们大多数同胞的意愿相符合的，但
他们依然不遗余力地干下去。

    即使在路德维希堡这座友好市镇的街道上，市民们也不和Ｚ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打招呼，不承认他们，因为他们的存在给这个市镇带来了不光彩的名声。

    彼得·密勒在商道尔佛街五十八号找到了该委员会，这是有一道八叹高的围墙
的一座巨大的前私人宅邸。两扇大铁门挡住了汽车的去路。大门一边有一个铃把，
他拉了一下。

    一个挡板滑开了，出现了一张脸。那是必不可少的看门人。

    “请问……”

    “我想找你们一位调查检察官谈话。”密勒说。

    “哪一位？”那个人问。

    “我不知道姓名，”密勒说，“谁都行。这儿是我的证件。”

    他把自己的记者证捅进小窗洞，迫使那人接过去。这样至少他知道那张记者证
会送进楼里去。那人把窗板关上就走了。当他回来时，则来开大门了。密勒被带上
五蹬石阶来到正门跟前，正门是关着的，挡住了清新而寒冷的冬天的空气。

    大楼里，中心供暖系统搞得屋里闷热不堪。从他右边的一个小玻璃隔间里出来
另一个门房把他带进一个小接待室。

    “马上就会有人来。”他说完就把门关上了。三分钟以后进来一个五十开外、
态度和蔼，彬彬有礼的人。他把记者证递给密勒，然后问道：  “有何贵干？”

    密勒从头开始，扼要地把陶伯、那本日记以及他打听爱德华·罗施曼下落的经
过说了一遍。

    那个律师聚精会神地听着。  “很有意思。”他最后说．“问题是，你能帮忙
吗？”

    “希望如此。”那个人说。自从密勒在汉堡开始打听罗施曼以来，这还是第一
次使密勒相信他遇见了一个真正愿意帮助他的官员。“但问题是，尽管我真心诚意
地准备接受你的查询，可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管着我们这个苟延残喘的机构，把我们
的手脚全捆住了。根据规定，有关任何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情况是不得告诉任何人
的，除非他得到某个属于专门指定的政府机构之一的正式支持。”

    “换句话说，就是你什么也不能告诉我啦？”密勒说。

    “请你谅解，”那个律师说，“这个机构经常受到攻击。不是公开的——还没
人敢于这样干。但是私下里，在掌权的圈子里，不断有人向我们放冷枪——对我们
的预算，我们的权限，我们活动的范围等。凡是条例已规定的，我们没有伸缩的余
地。就个人来说，我本愿意得到德国报界的协作来促进这项工作，但这是被禁止的。”

    “我明白了。”密勒说，  “那么你们有没有什么剪报资料库？”

    “没有，我们没有。”

    “在德国究竟有没有一个对公众的调查开放的剪报资料库？”

    “没有。在国内只有各家报馆和杂志社收集和拥有剪报资料库。  《明镜》周
刊的资料被认为是最系—统的。其次，《彗星》杂志的也很不错。”    “我觉得
这相当奇怪，”密勒说，  “今天在德国一个公民该到哪里去查询关于对战争罪行
的调查进程和有关在逃的党卫军罪犯的背景材料呢？”

    那个律师显得有些不自在。  “恐怕一般的公民不能那样做。”他说。

    “好吧。”密勒说，  “那么在德国有关党卫军的档案材料在哪里呢？”

    “在这里的地下室里有一套，”那个律师说，  “我们的全是复制的照片。党
卫军的全部卡片索引原本在一九四五年被一个美国部队缴获。当时有一小队党卫军
留在巴伐利亚一座保存这些档案的古堡里正试图焚毁那些卡片。在美国兵冲进来阻
止他们时，他们已烧掉档案的百分之十，剩下的也搞得乱七八糟了。美国人在一些
德国人的帮助下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它们整理出来。

    “在这两年期间，有一批最恶劣的党卫军成员被盟军关了一个时期后逃脱了。
因为从那个乱堆里找不到他们的个人档案。整个党卫军的卡片索引经过分门别类的
整理后留在了柏林，现在依然归美国所有并由它管理。告诉你，他们在这方面是很
好的，那个地方非常乐于合作。”

    “这就是全部的啦？”密勒问道，  “全国只有两套？”

    “就是这么多。”那个律师说，  “我再说一遍，我希望我能帮助你。万一你
找到任何有关罗施曼的材料，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份。”

    密勒想了想，“如果我找到什么的话，只有两个机构可以受理，汉堡的检察院
和你们，对吗？”

    “对的，就是这两个。”律师说。

    “而且你们大概会比汉堡采取更积极的措施。”密勒开门见山地说。

    律师眼睛盯着天花板。  “任何具有真正价值的东西送到这里都不会束之高阁
的。”他说。    “好，明确了。”密勒说着站了起来，  “还有一件事，不必向
外说的，你是否仍在搜寻爱德华·罗施曼？”

    “就咱们之间说说，是的，非常想。”

    “如果把他抓到的话，定罪有没有问题？”

    “毫无问题，”那个律师说，“他们的案子已经是铁定的了。他将被判不容保
释的终身苦役。”

    “请把你的电话号码给我。”密勒说。

    那个律师把号码写在一张纸片上递给了密勒，“上面写了我的姓名和两个电话
号码，家里的和办公室的。你任何时候都能找到我，白天或晚上。如果你找到什么
新东西，就给我挂直通电话。在每个州的警察部队里我都有认识的人，而且如果需
要的话，我知道他们会采取行动的。要注意保密。

    有事先给我打电话，一言为定！”

    密勒把纸片装好，  “我记得住。”他走出去的时候说。

    “祝你走运。”律师说。    从斯图加特到柏林的行程很长，密勒几乎花了第
二天的大部分时间才走完这段旅程。幸亏积雪又干又松，因此运转协调的“美洲虎”
平稳地向北行驶，经过法兰克福的一片积雪覆盖的平原，经过卡塞尔和格廷根到达
汉诺威。从这里他离开了Ｅ4 号高速公路向右拐上Ｅ8 号高速公路，不久就到了东
德边境。

    在马林旁检查站耽搁了一个小时，他填了必不可少的货币呈报单和通过东德的
一百一十哩到西柏林去的过境签证，同时一个身穿蓝制服的海关人员和身穿草绿制
服，戴着御寒的毛皮帽子的人民警察在上上下下地搜查那辆“美洲虎”。

    那个海关人员看来既想保持一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公务人员对一个复仇主义
西德的国民所必需的冷冰冰的礼节，但又无法抑制住一个年轻人细心察看别人的赛
车的欲望。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0 17:32:22编辑过]

Dreamer

在一九六三年那个明媚的冬天早晨坐在轿车后座上的那个人知道，他的谍报员
——被认为是亲纳粹的德国人卢兹，正是写这些信件和寄送爆炸物的人。

    但他也知道，火箭计划并未停止。他刚接到的情报就证明了这一点。他又瞟了
一眼由密码译出的电报。它只是证实了开罗医学院传染病实验室已经分离出一种剧
毒的鼠疫杆菌，而有关部门的预算则已成十倍地增加。情报使人无可置疑；尽管
埃及在今年夏天巴塞尔的本·加尔审讯事件上大受攻击，政府的种族绝灭计划还在
继续干下去。    如果霍夫曼跟踪注意的话，他就不能不对密勒那股老脸厚皮的劲
头深表叹服。密勒离开顶层的办公室后，乘电梯下到五楼，去找杂志的法律事务通
讯员“麦克斯·唐恩。

    “我刚上楼找了霍夫曼先生，”他一屁股坐在唐恩的写字台旁边的一把椅子上，
“现在我需要一些背景材料。让你伤伤脑筋，不介意吧？”

    “说吧。”唐恩说。他以为密勒已领了任务要给《彗星》写篇报道。

    “谁调查德国的战争罪行？”

    这问题使唐恩吓了一跳，  “战争罪行？”

    “是啊，战争罪行。哪些政府部门负责调查战争时期我们侵占的所有各个国家
里发生的事情，发现和检举集体屠杀中的个人罪行？”    “哦，我知道你的意思
啦，嗯，基本上这是西德各州检察院的事。”

    “你是说各州检察院都管？”    唐恩在椅子里往后靠靠，显得在本行业务上
非常精通，“西德有十六个州，每个州有首府，有州检察长。每个州检察院内部，
有一个科负责调查叫做什么“纳粹时代所犯残暴罪行”。每个州首府分到前帝国的
—个区域，或者占领区的一个区域，作为它的专责地区。”

    “比方说？”密勒问。

    “好吧，举例说，斯图加特负责调查纳粹和党卫军在意大利、希腊和波兰的加
里西亚地区犯下的全部罪行。奥斯威辛是所有死亡营里最大的一个，归法兰克福管。
你或许听说过，明年五月在法兰克福要对二十二个奥斯威辛的前警卫进行大审判。
然后是杜塞尔多夫和科隆负责调查屈布林卡、凯尔姆诺、索必博和梅丹奈克。慕尼
黑负责柏尔则克、达豪、布痕瓦尔德和弗洛森堡。苏联乌克兰和前波兰罗兹地区的
大部分罪行归汉诺威管。如此等等。”

    密勒记下这些材料，点点头。  “谁该调查波罗的海三国？”他问。    “汉
堡，”唐恩马上说，  “同时还调查但泽地区和波兰华沙区的罪行。”

    “汉堡？”密勒说，  “你是说就在汉堡这儿？”

    “是啊，怎么啦？”

    “得啦，我感兴趣的是里加。”

    唐恩做了个鬼脸，  “哦，我知道，你感兴趣的是德国犹太人。那好，这是这
儿州检察院的职责。”

    “如果对一个在里加犯了罪的人有过一次审判，甚至一次逮捕，那也是在汉堡
这儿执行的吗？”

    “审判是在这儿，”唐恩说，  “逮捕哪儿都行。”

    “逮捕有什么程序？”    “嗯，有一本东西叫通缉名册，名册里列着通缉的
战犯名字，有姓，有名，有出生年月，通常包括这个人犯罪的地方。州检察院要在
逮捕前花好几年准备起诉的案情。然后，准备好了，这个人在哪个州住，就要求哪
个州的警察逮捕他，派几个侦探到那个州把他带回来。如果发现一个严令通缉的人，
在哪儿发现，就在哪儿逮捕。那个州检察院就通知说某人抓到了，然后派人去把他
带回来。麻烦的是，大多数党卫军的大人物都不用他们的真名实姓。”

    “对啊，”密勒说，  “汉堡审判过哪一个在里加犯罪的人吗？”

    “我记得没有。”唐恩说。

    “剪报资料室里会有材料吗？”

    “当然。我们是一九五零年建立资料室的，如果是在一九五零年以后，那就会
有。”

    “看看行吗？”密勒问。

    “没问题。”

    资料室在地下室，由五个穿灰色工作服的资料员管理。

    它占地差不多有半英亩大，满是一排排灰色的钢架子，上面放着各种各类的参
考书。靠四周墙壁，从地上到屋顶，满是钢制的材料柜，每个抽屉门上标着里面材
料的内容。

    “你要什么？”当主任管理员走近他们的时候，唐恩问道。

    “罗施曼·爱德华。”密勒说。

    “个人索引部分。”那管理员说，引他们沿着一边墙走。他打开一个上面标着
“ＲＯＡ—ＲＯＺ”字样的柜门，翻了一通。

    “没有罗施曼·爱德华。”他说。

    密勒想了一下。  “你有什么关于战争罪行的材料吗？”

    他问。

    “有，”管理员说，  “战争罪行和战犯审判部分，这边走。”

    他们又走过百来码长的柜子。

    “找里加的。”密勒说。

    资料员爬上活动梯子，搜索了一番。他带下一个红色纸夹，上面标着“里加—
—战争罪行审判”。密勒打开它，两片大邮票那么大小的剪报落下来。密勒捡起来。
两张都是一九五零年夏天的，一张记录着三个党卫军士兵因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四
年在里加犯下残暴罪行受审；另一张记录着他们三人被判长期徒刑，也没多长：不
到一九六三年年底他们都要获释了。

    “就这个？”密勒问。

    “就这个。”管理员说。

    “你说说，”密勒转过脸来对唐恩说，  “州检察院的一个科靠我们的税金养
着忙乎了十五年，难道全部成绩就这么两张“邮票”？”    唐恩是个相当维护政
府尊严的人。“我相信他们是尽力而为的。”他不高兴地说。

    “我怀疑。”密勒说。

    他们在上去两层的正厅分了手，密勒出门向雨中走去。

    在特拉维夫北郊摩沙德总部所在的那幢大楼，即使在它最邻近的邻居眼里，也
毫无值得注目之处。办公大楼地下汽车库的大门两旁是一些很普通的铺子。大楼底
层是一家银行，出入大厅里在通到银行去的玻璃门前面，有一架电梯，一块标明各
楼商号业务的牌子和看门人作为问讯处的一张写字台。

    牌子上标明大楼里有几家贸易公司，两家保险公司，一家建筑设计师，一家工
程顾问，顶层是一家进出口公司。问到顶层以下各层商行，都会得到有礼貌的回答，
问起顶层的公司，则将遭到有礼貌的拒绝。顶层的公司是摩沙德；的门面。    以
色列情报组织的几个首脑集会的这间屋子是空荡荡，凉飕飕的，屋子刷成白色，有
一张长桌和一些靠墙放着的椅子。桌旁坐着控制情报组织各部门的五个人。工作人
员和速记员坐在他们后面的椅子上。必要时，也可以邀请非会议成员旁听，不过这
种情况很少。会议属于绝密类，因为什么机密都可能谈到。

    摩沙德的主管人坐在桌子顶端。摩沙德建立于一九三七年，全称是摩沙德·阿
里耶·佩特，意即二次移民组织，是第一个以色列情报机关。它的第一项工作是把
欧洲的犹太人送到巴勒斯坦妥加安置。

    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以后，它就成了所有情报机关的老大哥，它的主管人也
就自动成为五个情报部门的头头。

    主管人的右首坐着军事情报单位阿曼的首脑，这个单位的职责是保证以色列了
解敌人的战争准备情况。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是阿哈隆·雅里夫将军。

    左首坐着夏巴克的首脑，人们有时把夏巴克误认为兴．佩特。夏巴克这几个字
代表夏鲁特·皮塔匈，即希伯莱语“保安局”的意思。这个负责以色列国内安全—
—仅仅是国内安全——的机关全称，是夏鲁特·皮塔匈·克拉里，从这三个字得出
夏巴克这个缩写。

    这两个人旁边，坐着五人中的最后两人。一个是外交部研究室主任，负有估计
阿拉伯国家首都政治形势的特别责任，这对于以色列的安全是一个至关紧要的问题。
另一个人是专管犹太人在“迫害国”的命运的一个单位的负责人。  “迫害国”是
指所有阿拉伯国家和所有共产党国家。为了避免活动上有所重迭，所以在周会上要
使每个首脑能够了解其他部门在于些什么。

    另外两个人作为观察员出席，一是警察总监，一是特别处的头头，都是夏巴克
在反对国内恐怖活动的斗争中的执行助手．那天的会议是十分正常的。米尔·阿密
特在桌子顶端就坐，谈话开始。他把他的重磅炸弹放在最后。当他发言的时候，所
有在座的人，包括散坐在四周墙壁前面的助手们，都在脑际默默浮起一幅放射性和
鼠疫弹头爆炸时全国奄奄一息的景象。

    “当然，主要是，”夏巴克的头头最后说，  “决不能让那些火箭飞起来。如
果我们不能制止他们制造弹头，我们必须制止弹头使其不能发射。”    “同意。”
阿密特说，话总是那么简短，  “但是怎样制止？”

    “打击他们，”雅里夫咆哮说，“用我们的一切力量打击他们。艾泽·威茨曼
的喷气机一次袭击就能把333 工厂干掉。”

    “然后开始一场赤手空拳的战争吗？”阿密特答道，“在我们能够进攻埃及以
前，需要更多的飞机，更多的坦克，更多的枪炮。先生们，我想大家都知道，战争
是不可避免的。纳赛尔决定发动战争，但他在他作好准备之前是不会动手的。如果
我们现在强迫他动手，直截了当的回答是，他有俄国武器装备，还是比我们准备得
好。”

    又是一阵沉默，外交部阿拉伯司的头头说话了：“从开罗来的情报说，他们认
为他们在一九六七年头几个月可以准备好，包括火箭。”

    “到那时候我们会有坦克、枪炮和新式法国喷气机。”

    雅里夫答道。

    “是啊，而他们会从海尔旺得到火箭，四百枚火箭。先生们，答案只有一个。
等到我们作好对付纳赛尔的准备时，那些火箭将在埃及各地的地下发射场安装就绪
了。那时就打不着他们了。因为，一旦它们进了地下发射场，作好了发射准备，我
们就决不能单单干掉它们的百分之九十，而必得全部干掉它们。可是即使艾泽·威
茨曼的喷气战斗机也不可能把它们干得一个不剩。”

    “那我们必须在海尔旺的工厂里就把它们干掉。”雅里夫斩钉截铁地说。

    “同意，”阿密特说，  “但是不能搞军事袭击。我们只能在德国科学家完成
工作以前，设法迫使他们辞职。记住，研究阶段快结束了，我们还有六个月的时间。
在那以后，德国人就无关紧要了。只要他们把最后一个螺丝钉和螺丝帽设计好，
埃及人就能自己制造火箭。所以，我要把反对在埃及的科学家的运动开展下去，有
情况随时通知你们。" 沉默了几秒钟，所有在座的人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没有说出
来的问题。从外交部来的一个人最后把它捉了出来。

    “我们不能再在德国境内阻止他们吗？”

    阿密特将军摇摇头，  “不能。在目前的政治气候下，那是办不到的。上级的
命令没有变：在德国境内别搞摔跤战术。我们认为今后海尔旺火箭的关键是在埃及
境内。”

    摩沙德的主管人米尔·阿密特将军不容易出错，但那一回他却错了，因为海尔
旺火箭的关键是在西德境内的工厂里。

Dreamer

<P>  四

    “可你连他是不是还活着都不知道呢。”

    彼得·密勒和卡尔·勃兰特并排坐在密勒那辆停在勃兰特住宅外面的车子里。
密勒是当这个巡官休假在家进午餐时找到他的。

    “是的，我是不知道，所以首先我得把这点搞清楚。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显
然，事情也就了啦。你能帮我的忙吗？”

    勃兰特考虑了这个请求，然后慢慢地摇了摇头，  “不，对不起，我不能。”

    “为什么不能呢？”

    “嗳呀，我给了你那本日记就算帮了忙啦。这事就别外传了。因为这本日记真
叫我汗毛直竖，因为我想它也许能供你写篇报道。但是我决没有想到你要追寻罗施
曼。为什么你不能就这本日记的发现写篇报道呢？”

    “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可报道的，”密勒说，  “我该说什么好呢？说“稀奇
呀稀奇，我发现了一卷活叶日记，在其中，一个刚刚用煤气把自己熏死的老人描绘
了他在战争中的经历”吗？你想会有哪个编辑肯买这个吗？我认为日记是一个令人
毛骨悚然的记录，不过，这只是我的看法。战后以来，已经出版了成百部的回忆录，
人们对这些东西已经腻味了。光是日记，在德国哪个编辑也不会买。”    “那你
要干什么呢？”

    “很简单，根据日记，发动警方对罗施曼来一次大搜索，我就有可写的啦。”

    勃兰特慢悠悠地把烟灰弹进仪表板上的烟灰匣里。  “警方不会来一次大搜索
的。”他说，  “咳，彼得，也许你了解新闻界，可是我却了解汉堡的警方。我们
的工作就是让目前，也就是一九六三年的汉堡没有犯罪案件。谁也不会去派那些已
经疲于奔命的侦探为了一个人二十年前在里加的所做所为而去探索他的。没有那种
事。" “但是至少你可以提出来呀？" 勃兰特摇摇头，  “不，我不。”    ．
“为什么不呢？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不想惹事。你行。你是个单身汉，没牵累。只要你想干，你连鬼火都
追得。我有老婆，有两个孩子，还有份好差事，我可不想弄丢我的差事。”   
“这怎么会弄丢你的警察差事呢？罗施曼是个罪犯，不是吗？警察就该是抓罪犯的。
问题出在哪儿呢？”

    勃兰特捻灭了烟头。  “这事很难捉摸。—但是在警察局有这么一种态度，这
东西很抽象，只是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对党卫军的战争罪行调查的太起劲，对一个
年轻的警察的前途是没有好处的。反正什么下文也没有，报告干脆被驳回。可是你
打过报告这一条却进了你的档案，往后你也就甭想提升了。嘴上谁也不说，但是每
个人都心里明白。所以假如你想要在这方面冒尖，你就自己干吧，别找我。”

    密勒坐着，眼睛盯着风挡外面。  “好吧，如果是那种清况的话，”他最后说
道：  “但我总得有个入手的地方。陶伯死后还留下别的什么吗？”

    “哦，有张简短的便条。我那时要用，附在我那份关于自杀的报告里。这会儿
一定已经归档了，卷也封了。”    “他在那便条上怎么说的？”密勒问。

    “没说什么，”勃兰特说，  “他只说他要自杀。哦，还有一件事，他说他留
下的杂物就交给他的一个朋友，马克斯先生。”

    “好，那就是个入手的地方。这个马克斯在哪儿？”

    “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勃兰特说。

    “你是说便条上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就提了马克斯先生？没有地址吗？”

    “没有，”勃兰特说，  “就提了马克斯，没说住在哪儿。  ”

    “好吧，他准在附近什么地方。你没有找过他吗？”
</P><P>      勃兰特叹了口气，  “你说话时动动脑筋好不好？我们警察局里忙着呢。你知
道汉堡有多少个马克斯？单是电话簿上就有好几百。我们不能为寻找这某个马克斯
花上几个星期。

    反正这个老头子留下来的东西还不值十个芬尼①呢。" “那么，就这些啦？”
密勒问，  “没有别的啦7 ．" “没啦。假如你想找马克斯，欢迎你试试。”

    “谢谢，我一定找。”密勒说。这两个人握了手，勃兰特又回到了他家的午餐
桌上。

    第二天早晨，密勒第一件事就是访问陶伯住过的屋子。

    开门的是个中年人，身穿一条脏裤子，系着背带，穿件无领衬衫，敞着脖子，
下巴周围留着三天没刮的胡楂。

    “早。你是房东吗？”

    那个人把密勒上下打量了一番，点了点头。他身上散发出劣等雪茄烟的味道。

    “这儿几夜前有个人开煤气自杀了。”密勒说。

    “你是警察局来的？”

    “不，报馆的。”密勒把他的记者证给那人看了看。

    “我什么也说不上来。”

    密勒不费什么周折就把一张十马克的钞票塞进那人手中，  “我只要看看他的
房间。”

    “我已经租出去了。”

    “他的东西你怎么处理的？”

    “放在后院，我没有别的办法。”

    一堆破烂就放在地下，在潆潆细雨里还散发着煤气味。

    一架老掉牙的打字机，两双鞋面磨得发了白的鞋子，几件杂七杂八的衣服，一
堆书和一条有边饰的白丝围巾，密勒设想那一定是件跟犹太宗教有关的东西。他搜
遍这堆破烂，但是没有地址本，也没有任何写给马克斯的东西。

    “都在这儿了吗？”

    “都在这儿了。”那人在后门檐下很不耐烦地瞅着他说。    “你有房客名字
叫马克斯的吗？”

    “没有。”

    “你知道有哪个叫马克斯的吗？”

    “不知道。”

    “老陶伯有什么朋友吗？”    “我不清楚。他独来独往，整天跑跑颠颠，老
在那儿瞎转悠。要我说呀，是疯啦。可他倒是按时缴房租，从来不找嘛烦。”

    “从来没看到他跟什么人在一起吗？我是说，在外面街上。”    “没有，从
来没有，好象从来没有朋友。不奇怪，他老爱独个儿嘟嘟嚷嚷，是疯啦。”

    密勒离开了，开始在街上来回打听。很多人记得曾看见这个老头慢腾腾地碎步
走着，低着头，裹着一件齐踝长的外衣，头上戴着一顶羊毛小帽，手上戴着羊毛手
套，手指尖都从手套里伸出来了。

    他在陶伯住的这一带街上奔跑了三天，查询了牛奶场、杂货铺、肉铺、五金店，
酒吧间和纸烟店，截拦了送牛奶的人和邮递员。星期三那天下午，他发现一群顽童
在对着仓库的墙踢足球。

    “什么，那个老犹太人？疯子所利吗？”这群孩子的头头回答了向他提出的问
题。其余的孩子围了上来。”

    “就是那个人，”密勒说，  “疯子所利。”

    “他是疯啦，”孩子堆里有一个说，  “他老是这么个走法。”

    这孩子耸起两肩，把头缩了进去，两只手捏紧短外套围着自己，慢腾腾地向前
挪了几个碎步，一面独自嘟哝着一面向四下里张望。别的孩子在哄笑中散开去了，
其中有一个猛地推了那个表演者一下，把他打趴在地。

    “有人看见过他和别的什么人在一起吗？”密勒问，“看见他和别的什么人谈
过话吗？和另外一个男人？”

    “你想知道干什么？”孩子头怀疑地问道：  “我们没有整过他呀。”

    密勒漫不经心地在手里晃动着一个五马克的硬币。八对眼睛注视着这个银光闪
闪的翻滚着的硬币，八个脑袋慢慢地摇了摇。密勒转过身去走开了。

    “先生。”

    他停下步转过身来，这群孩子中最小的一个赶上了他。

    “有一次我看见他和一个人在一起。他们在谈着话，坐着谈话。”

    “在哪儿坐着？”    “下游那边，在河岸的草地上。那儿有些长凳，他们坐
在一条凳子上谈话。”

    “另外那个人有多大年纪啦？”

    “很老了，有好些白头发。”

    密勒把硬币抛给他，没指望这会提供他什么线索。但是他还是朝河边走去，向
河岸草地的两头仔细眺望。岸边有许多长凳，全是空的。在夏天，会有很多人沿易
北河滨河道坐着，望着许多巨大的定期轮船进进出出，但不是在十一月底。    他
左手边靠岸的一带是渔港，有六只北海拖轮停在码头上，正在卸下刚捕获的青鱼和
青花鱼或准备再出海。

    孩提时，彼得从一个轰炸时被疏散去的乡村农场回到这个被破坏了的城市，在
瓦砾和废墟中长大成人。他最喜欢去玩的地方就是阿尔托纳区这个沿河的渔港。  
他喜欢渔人，这些粗犷、和蔼，发散着沥青，·盐和强烈的烟草气味的人。他想起
了里加的爱德华．罗施曼，并且奇怪怎么同一个国家会培育出他们两种不同的人来。

    他的思想转回到陶伯身上，又考虑起当前的问题。他能在什么地方遇见他的朋
友马克斯呢？密勒知道还差点什么，但又说不具体。一直到他回到车上开到阿尔托
纳火车站附近停下来加油时，才得到了答案。这是常见的那种灵机一动。

    管油泵的人说，高级汽油涨价了。为了跟顾客找话说，他又加上一句，说这些
天来钱越来越毛了。他进去拿找头，剩下密勒睁大眼瞪着打开了的钱包。

    钱，陶伯从哪儿弄到他的钱呢？他没有工作。他拒绝接受德国政府的任何赔偿。
可是他按时交付房租，而且一定还剩下一些来吃饭。他才五十六岁，所以他不可能
领养老金，但是他大概会领取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很可能领的。

    密勒把找头放进口袋，发动了他的“美洲虎”，开到阿尔托纳区邮局。他走到
标着“年金津贴”字样的窗口跟前。

    “请问，领年金的人什么时候来领款？”他向铁格后面的胖小姐问道。

    “当然是月底。”她说。

    “那要碰上是星期六，怎么办？”

    “周末例外。这个月月底正碰上星期五，就是后天。”

    “包括那些领丧失工作能力的生活津贴的人吗？”他问。

    “每一个有资格领年金津贴的人都在月底最后一天取款。”

    “在这儿，这个窗口吗？”

    “住在阿尔托纳区的人就是在这儿取。”这个妇女回答。

    “在什么时间呢？”

    “一开门就开始。" “谢谢你。”

    星期五的早晨，密勒回到这儿。他望着老头老太太们排着队在邮局开门时开始
颠巍巍地进了门。他靠对面的墙站着，观察他们出门后的去向。许多人白发苍苍，
但是绝大多数都戴着帽子御寒。天气又转干燥了，晴朗，但是寒冷彻骨。快十一点
时，一个满头白发亮晶晶象团丝棉似的老人从邮局的门里走出来，数着他的钱，查
明没错，把它放进里面口袋，向四围看了看，仿佛在找什么人。几分钟过后，他转
过身开始缓慢地走开去。在拐弯处，他又四下张望，然后朝河岸方向的博物馆街走
去。密勒离开墙尾随着他。

    老人花了二十分钟才走完滨河道到达易北河之前的半哩路，然后他拐上河岸，
跨过草地，在一张条凳上坐了下来。

    密勒从后面缓缓走近他。

    “是马克斯先生吗？”

    密勒绕过条凳的一端走来，这时老人转过脸来。他没有表现出惊讶，好象他经
常被完全陌生的人认出来似的。

    “是的，”他严肃地说，  “我是马克斯。”

    “我叫密勒。”

    马克斯严肃地斜着头听着，默不作答．“你在等侯陶伯先生吗？" “是的，我
是在等他。”老人一点也不诧异地说。

    “我可以坐下吗？”

    “请吧。”

    密勒坐在他的旁边，所以他们两人都面向着易北河了。

    一艘巨大的从横滨开来的货轮“香田丸”在潮水中正放慢速度顺流而下。

    “恐怕陶伯先生已经死啦。”

    老人睁眼盯住这艘驶过的轮船。他既没有表示悲哀也没有表示惊讶，仿佛这种
消息是司空见惯的，也许确实如此。

    “噢。”他说。

    密勒扼要地告诉他上星期五晚上所发生的事。  “你好象不觉得奇怪。他是自
杀的。”

    “毫不奇怪，”马克斯说，  “他是一个很不幸的人。”

    “你知道，他留下了一本日记。”

    “是的，他有一次跟我说起过。”

    “你读过吗？”密勒问。

    “没有，他不让任何人读，但是他跟我提起过。”

    “日记记述的是战争时期他在里加度过的那段时间。”

    “是的，他告诉我他曾经在里加呆过。”

    “你也在里加呆过吗？”

    这个人转过脸，用那双哀伤的衰老的眼睛瞧着他。  “没有，我是在达豪。”

    “喏，马克斯先生，我需要你的帮助。你的朋友在他的日记里提到过一个人，
一个党卫军军官叫做罗施曼的，爱德华·罗施曼上尉。他曾经向你提起过他吗？”

    “我？是的，他告诉过我有关罗施曼的事。那就是使他活下去的真正理由，希
望有一天为揭发罗施曼提供人证。”

    “他在日记中是那么说的，我在他死后读过，我是新闻记者，我要设法找到罗
施曼，检举他。你明白吗？”

    “明白。”

    “但是，假如罗施曼已经死了，那就没有必要了。你能记得起陶伯先生知不知
道罗施曼是否还活着，并且还是自由的？”

    马克斯凝视着“香田丸”正在消失的船尾达好几分钟。  “罗施曼上尉还活着，”
他简单地说，  “并且是自由的。”

    密勒热切地倾身向前，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陶伯看见过他。”

    “是的，我读到过，那是在一丸四五年四月初。”

    马克斯迟缓地摇了摇头，  “不是的，是在上月。”

    密勒瞪眼瞧着这个老人，面马克斯则凝视着河水，又沉默了好几分钟。

    “上月？”密勒最后重复说，  “他说过他怎么看见他的吗？”

    马克斯叹了口气，然后转向密勒，  “是的。他晚上很晚还在散步，他往常不
能入睡时常常去散步。当他经过国家歌剧院走回家时，正好—群人从里面涌出来，
在他们走上人行道时他停了步。他说他们都是有钱人，男人穿着常礼服，妇女穿着
皮大衣，戴着珠宝。有三辆出租汽车排在人行道边等侯他们。看门人拦住过路人好
让他们登上车子。这时他看见了罗施曼。”

    “在那群歌剧观众当中？”

    “是的。他和另外两个人登进了一辆汽车开走了。”

    “请你注意，马克斯先生，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他能绝对肯定那是罗施曼吗？”

    “是的，他说他能。”

    “可是自从他最后一次看见他以来，已经大约有十九个年头啦。他一定有很大
的变化。他怎么能这么肯定呢？”

    “他说他微笑了。”

    “他什么？”

    “他微笑了，罗施曼微笑了。”

    “那是大有讲究的吗？”

    马克斯点了几次头。“他说你只要看见过一次罗施曼那种微笑法，你就永远不
会忘记它。他没法形容这种微笑，他只是说，在世界的任何地方，在上百万人当中，
他都能把它认出来。”    “我懂了。你相信他的话吗？”

    “是的，是的，我相信他看见了罗施曼。”

    “好吧，就算我也相信。他记下这辆出租汽车的号码了吗？”

    “没有。他说他简直就发愣了，只是眼巴巴望着汽车开走了。”

    “糟糕，”密勒说，  “它很可能开到一家旅馆去。假如我有号码，我就能问
司机他把那一伙开到哪儿去了。所有这一切是陶伯先生什么时候告诉你的？”

    “上个月我们领到津贴的时候。在这儿，坐在这条长凳上告诉我的。”

    密勒站起来叹了口气，  “你一定明白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话吧？”

    马克斯的眼光离开河面，转到记者脸上。  “哦，是的，”

    他轻轻地说，  “他明白那一点。你清楚，那就是为什么他要自杀的原因。”
</P>

Dreamer

<P>  五

    星期三早晨也是以色列情报机构五个部门的头头集会进行每周一次非正式讨论
的时间．在大多数国家内，各个不同情报机关之间明争暗斗的情况是传奇性的。在
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憎恶ＧＲＵ①的胡作非为；在美国，联邦调查局不愿与中央
情报局合作。英国保安部把伦敦警察厅特别处看做一帮跑不了路的警察，而法国Ｓ
ＤＥＣＥ里骗子手之多，连专家们都搞不清法国情报机关究竟是政府的一部分，还
是黑社会的一部分。

    以色列是走运的。五个部门的首脑每周一次集会，友好地交谈，各部门之间并
无摩擦。这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得益之处。会上，传递着咖啡和冷饮，在座的
人用名字彼此称呼，气氛是轻松的，工作效率要比那种书面备忘录成灾的地方高得
多。

    十二月四日早晨，摩沙德的主管人、以色列情报总局五个有关部门的首脑米尔·
阿密特将军，赶来赴会，正在途中。从他那由司机驾驶的车身很长的黑色轿车车窗
看出去，美妙的曙光正洒向特拉维夫鳞次栉比的粉墙。但将军无心观看，他忧心仲
忡。

    烦恼的原因是当天早上凌晨时分，他接到一份情报。这份短短的情报在档案处
无穷无尽的案卷里只是沧海一粟，但很重要，因为他在开罗的一个谍报员发来的这
份电报，是关于海尔旺火箭的材料。

    汽车沿着齐纳圆形广场转弯，直向首都北郊驶去。四十二岁的将军毫无表情的
脸上没有透露一丝他的心事。他靠在座位上，回想着正在开罗北面建造的那些火箭
的来龙去脉，它们已经使几个人付出生命，而且使他的前任伊萨尔·哈勒尔将军丢
了官……

    一九六一年期间，远在纳赛尔的两枚火箭在开罗街头公开展示之前，以色列的
摩沙德已经知道它们的存在。从来自埃及的第一份电报到达之时起，333 工厂就被
置于经常监视之下。    情况完全清楚，埃及人通过敖德萨的帮助，大规模招聘德
国科学家为海尔旺火箭工作。于是问题严重了；二九六二年春天更加变得无比严重。

    那年五月，负责招聘科学家的德国人海因茨·克鲁格，首先找上了维也纳的奥
地利物理学家奥托·约克来克博士。

    这位奥地利教授不仅不愿接受招聘，反而去找了以色列人。

    他透露的那些事情，使特拉维夫方面大为震惊。他告诉派去会见他的摩沙德的
谍报员说，埃及人打算给他们的火箭装上内有放射性核子废渣和人工培养的腺鼠疫
细菌的弹头。

    消息如此重要，以至摩沙德的主管人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这位曾亲自把绑架
来的阿道夫·埃希曼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监送到特拉维夫的人，亲自飞到维也纳来和
约克来克本人谈话。他深信教授的话是准确的，因为有消息证实说，开罗政府刚刚
通过苏黎世的一家公司，购入一批放射性钴，其数量相当于埃及在医学方面可能需
要量的二十五倍之多。

    伊萨尔，哈勒尔从维也纳回来后，立即去见内阁总理戴维·本·古里安，力请
准许他开始一场针对正在埃及工作或将要到那里去工作的德国科学家的报复运动。
年老的总理感到为难。一方面，他知道新的火箭及其毁灭性弹头带给他的人民的可
怕危险；另一方面，他认识到很快即将到达的德国坦克和枪炮的价值。以色列人在
德国街头的报复行动，正足以说服阿登纳总理听从他的外交部里那帮人的意见，取
消武器交易。    在特拉维夫内阁内部也出现了分歧，这与波恩内阁在出售武器问
题上的分歧很相类似。伊萨尔·哈勒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梅厄夫人赞成对德国科
学家实行强硬政策；希蒙·佩雷斯和军方则生怕失去宝贵的德国坦克。本·古里安
在两者之间无所适从。    他想出一个折衷办法：他授权哈勒尔着手一项；静悄悄
的、谨慎的运动，劝阻德国科学家们不要去开罗帮助纳赛尔建造火箭。但是哈勒尔
由于他对德国和德国的一切充满了仇恨，却超越了他的命令的界线。    一九六二
年九月十一日，海因茨·克鲁格失踪了。前一天晚上他还同克莱因瓦赫特博士和一
个不明身分的埃及人一块儿吃饭，克莱因瓦赫特博士是他试图招聘的火箭推进器专
家。十一日早晨，人们发现克鲁格的汽车丢弃在慕尼黑郊外他家附近。他的妻子马
上断言他让以色列谍报员绑架去了，但慕尼黑的警察既没有发现克鲁格的踪迹，也
没有发现任何有关绑架的证据。其实，他是让一个名叫里昂的神秘人物率领的一帮
人弄走的，他的尸体被扔在斯塔恩柏格湖里，用沉重的链条缠身，沉于湖底乱草之
中。
    </P>
<P>     于是运动的矛头转向已在埃及的德国人。十一月二十七日在汉堡付邮的一个挂
号包裹，寄给曾为法国工作现来到开罗的火箭科学家。他的秘书汉纳劳莱·万达小
姐打开包裹，随之发生的爆炸使这位姑娘终身残废，眼睛炸瞎了。

    十一月二十八日另一个也是在汉堡付邮的包裹，寄到了333 工厂。这时候埃及
人已经对外来的邮包采取了安全措施。

    邮务室的一个埃及公务员割断包裹的绳子，结果五人死亡，十人受伤。十一月
二十九日第三个包裹被切断了导线面免于爆炸。

    到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日，哈勒尔的谍报人员把注意力再次转到德国人身上。
一直犹豫不决去不去开罗的海因茨．克莱因瓦赫特博士，从靠近瑞士边境的勒腊赫
他的实验室驾车回家的时候，一辆黑色的“梅西迪斯”拦住了他的去路。一个男人
用自动手枪朝着挡风玻璃开火，博士应声倒在车板上。

    其后警察发现了那辆已被丢弃的黑色“梅西迪斯”。它是当天早些时候被窃的，
在放手套用的小隔间里有一张阿里·萨米尔上校的身分证。调查结果证明，这是
埃及秘密情报局局长的名字。伊萨尔·哈勒尔的谍报员把事情搞砸了锅，心里恼火
的不得了。

    这时报复运动已开始在德国引起轰动。本·加尔案件发生后，则引起了社会的
指责。三月二日，纳赛尔火箭的先驱者保罗·格尔克教授的女儿、年轻的海蒂·格
尔克，接到打到德国弗赖堡她家的一个匿名电话，要她到边境—侧的瑞土巴塞尔境
内的三王饭店同来访者会面。

    海蒂报告了德国警察。德国警察又密告瑞士当局。他们在预定会面人房间里安
装了窃听器。会面的时候，两个戴黑眼镜的男人警告海蒂，格尔克和她的弟弟，要
他们说服父亲，如果他们想活命，就得离开埃及。这两个男人被跟踪到苏黎世，当
天晚上遭到逮捕，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在巴塞尔受审。这是一件国际丑闻。这两个
谍报员的上司是以色列公民约瑟夫·本·加尔。

    审讯进行顺利。约克来克证实了关于鼠疫和放射性废渣弹头的事，法官们为之
骇然。坏事变为好事，以色列政府利用这次审讯，揭露了埃及人甘犯种族绝灭的罪
行。震惊之余，法官们释放了被告。

    但是在以色列也结了一笔账。虽然德国阿登纳总理曾亲自答应本·古里安，他
将设法制止德国科学家参加海尔旺火箭建造工作，本·古里安还是因为这件丑闻觉
得丢了脸。盛怒之下，他斥责伊萨尔·哈勒尔将军，说他的恐吓运动超出了限度。
哈勒尔坚决顶了回去，并提出辞呈。

    使他惊异的是，本·古里安接受了辞呈，以此证明在以色列没有哪一个人是不
可缺少的，哪怕是情报首脑也罢。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日那天晚上，伊萨尔·哈勒尔同他的亲密朋友米尔·阿密
特将军谈了很久，米尔·阿密特当时是情报局的头头。这次谈话，阿密特将军记得
很清楚，记得这位绰号“伊萨雷蒂”，出生于俄国的战士的铁板的怒气冲冲的脸。

    “亲爱的米尔，我不得不通知你，从现在起，以色列再也不干报复的事了。政
治家们接手了。我已经提出辞呈，他们接受了。我请求提名你当我的继任人，我相
信他们会同意的。”  . 在以色列主持情报网活动的部级委员会，同意了提名。

    六月末，米尔·阿密特成为情报首脑。

    可是，本·古里安的丧钟也响了，内阁中以莱维·艾希科尔和外交部长果尔达·
梅厄为首的鹰派，迫使他辞了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莱维·艾希科尔被任命为总理。本·古里安摇着白
发苍苍的头，厌恶地离开了，回到他在尼格夫的农场，但他还是议会议员。

    虽然新政府赶走了戴维·本·古里安，却并未使伊萨尔·哈勒尔官复原职。也
许新政府认为米尔·阿密特是一位比暴躁的哈勒尔更能服从命令的将军。哈勒尔在
他生前就成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传奇式人物，而他也以此自得。

    本·古里安最后的命令并未撤销。阿密特将军的指示也一样——避免在德国对
火箭科学家干不光彩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得把恐怖活动转向已在埃及境内
的科学家。

    这些德国人居住在米提郊区，在开罗以南七哩，尼罗河之滨——地方倒也可喜，
就是周围驻满埃及保安部队，德国居民差不多成了镀金笼里的囚犯。为了接近德国
科学家，米尔·阿密特使用了他在埃及境内的头号谍报员，那就是骑术学校的主人，
沃尔夫甘·卢兹。自一九六三年九月以后，他不得不冒自杀的危险进行活动，十六
个月以后，他这些活动使他遭到复灭的命运。

    对那些已经被一连串从德国寄来的炸弹邮包吓坏了的德国科学家们来说，一九
六三年的秋天成了一场恶梦。在埃及保安部队包围之下的米提区中心，他们开始接
到从开罗寄来的以死相威胁的恐吓信。    约瑟夫·艾西格博士收到一封信，信中
以惊人的精确描述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以及他所从事的工作类型，然后告诉他，要
他离开埃及回到德国去。所有其他科学家都收到同样的信件。九月二十七日，一封
信就在基尔梅耶尔的当面爆炸了。有些科学家再也挺不住了。九月末，皮尔兹博士
带着不幸的万达小姐离开开罗回德国去了。

    其他人相继走了。狂怒的埃及人无法阻止他们，因为他们无法保护这些科学家，
使他们免受恐吓信的危害。
</P>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0 17:27:05编辑过]

Dreamer

那天晚上，彼得·密勒照例对他母亲进行了周末的探望。也和平常一样，她唠
唠叨叨地问他吃饱了没有，一天抽多少香烟，衣服洗了没有。她是一个矮矮胖胖、
五十开外、管家婆式的人物，她总是不那么甘心承认她的独生子的全部志愿竟只是
当个记者。

    当晚，她问起他此刻正在干些什么。他扼要地告诉了她，提到他想追踪下落不
明的爱德华·罗施曼。她吓了一大跳。

    彼得闷着头吃饭，对他母亲滔滔不绝的非难和责备充耳不闻。

    “你老得东跑西颠地去报道那些下贱的罪犯和坏人的勾当，那就已经够糟糕的
了。”她说，  “那毕竟还没有跟那些纳粹分子厮混在一起啊。我不知道要是你的
亲爱的爸爸地下有知该会怎么想，我真不知道。”

    他忽有所思，  “妈妈。”

    “什么事，好孩子？”

    “在战争的时候——在许多集中营里……党卫军对人们的所作所为，你有没有
怀疑过——你有没有想过它还在继续？”

    她气虎虎地忙着收拾饭桌，过了几秒钟她说：  “可怕，英国人在战后让我们
看了一些影片。我一点儿也不想再听这种事情了。”

    她急急忙忙地出去了。彼得站起来跟她走进厨房，  “你还记得一九五零年我
十六岁时，我和一个学校团体到巴黎去的事吗？”

    她踌躇了一下，往水槽里放水准备洗碟子。  “是的，我记得。”

    “我们被带去访问一个叫做圣心的教堂。那儿刚刚做完一个祈祷仪式，为追悼
一个叫做让·穆林的人的祈祷仪式。

    一些人从里面出来，听见我跟另外一个孩子说德国话。这群人当中有个人转身
向我啐了一口。我记得唾沫顺着我的外套流了下来。我记得后来我回家告诉了你。
你还记得你说了些什么吗？”

    密勒太太使劲地擦洗着一个盘子。

    “你说法国人就是那么回事，脏习惯，你说。”

    “是的，他们有这种脏习惯。我向来不喜欢他们。”

    “嗳呀，妈妈，你知道我们在让，穆林死前对他都干了些什么呀？不是你，不
是爸爸，不是我。但是我们，德国人；或者不如说是盖世太保，这在千百万外国人
眼里似乎是一码事儿。”    “我不想听。好啦，已经够了。”

    “好吧，我也没法告诉你，因为我并不清楚。毫无疑问，总有地方留下记载的。
但问题是，我被啐并不因为我是盖世太保而因为是德国人。”

    “你应当为此骄傲。”

    “哦，我是为此骄傲，相信我，我是的。不过那并不意味着我该为纳粹，为党
卫军、为盖世太保而骄傲。”

    “行了，没有人为他们而骄傲，不过没有必要再继续谈了。”

    象平时他跟她争辩时一样，她给缠得很狼狈，在抹盘巾上擦干双手之后就忙着
回起居室。他尾随着她不放。

    “咳，妈，你听我说。在我读到那本日记之前，我甚至从来都没有问过，所谓
我们谁都有份的那些事究竟是些什么事。现在，至少我开始去了解啦。那就是为什
么我要去找这个人，这个恶魔，假如他还在的话，他应当受审判才对。”

    她坐在长靠椅上几乎哭出来了。  “小彼得，请别管他们了，就别再继续追究
过去了，追究没有任何好处。它这会儿是过去了，过去了也就完了，最好把它忘掉。”

    彼得·密勒面对着壁炉架，那上面摆设着钟和他的死去的父亲的照片。他穿着
他的上尉军服，带着密勒忘不了的那种和蔼的、有点忧伤的微笑，从像框里向外凝
视着，这是在最后一次离家重返前线之前拍摄的。

    彼得在十九年之后，当他的母亲请求他中止对罗施曼的追究时看着他父亲的照
片，他对他父亲的记忆还异常清晰。

     他能记得战前当他五岁时，他的父亲带他到哈根贝克动物园，给他逐个指出
所有的动物，耐心地读着每个笼子前小洋铁牌上的详细介绍来回答这个孩子没完没
了的问题。

    他能记得一九四零年他父亲应征入伍后如何回到家里，他的母亲又如何哭哭啼
啼，他又如何觉得妇女们因为有个穿军服的爸爸这种了不起的事去哭，真是多么愚
蠢。他回忆起一九四四年他十岁的一天，一个军官上门来告诉他的母亲，她的英勇
战斗的丈夫在东线牺牲了。

    “再说，没有人再需要这些可怕的揭露了，也再不需要这些没完没了，把什么
都公诸于众的可怕的审判了。即使你真的把他找到，也没有人会为此来感谢你。他
们干脆就会在街上给你指出，我是说，他们不需要再有什么审判了，现在不要啦，
太晚啦。彼得，看在我的面上，就此罢手吧。”

    他记得十月末那一天报纸上用黑边框起来的姓名栏，跟每天的一样长，但那天
可不同，因为半腰里有这么一条：“为元首和祖国而战死。密勒·欧文，上尉，死
于十月十一日，在奥斯特兰。”

    就这么几个字，再没有别的了。没有说明地点、时间或死因。只是成千上万的
名字中的一个。这些名字从东线源源- 而来，填满了不断加长的黑框框，一直等到
政府认为它有损士气才停止刊登。

    “我是说，”他的母亲在他后面说，  “至少你该考虑你父亲死后的名声。你
想，他愿意他的儿子苦苦追究过去，想要再扯出一次战争罪犯的审判来吗？你想那
是他所希望的吗？”

    密勒转过身走向房间另一端他母亲跟前，双手放在她的肩上，向下盯着她那双
惶惶然的青瓷色的眼睛。他弯下身轻轻地吻着她的前额。    “是的，妈妈，”他
说，“我想那的确是他所希望的。”

     他走了出去，上了车，驶回汉堡，感到怒火中烧。

    每个熟悉汉斯·霍夫曼的人和许多并不熟悉他的人都一致同意他是个合适的角
色。他是个快五十岁的人了，一头已趋灰白的头发经过细心梳理，剪成最新流行的
式样，指甲也是修饰过的，这使他成了个漂亮的老少年。他那套不深不浅的灰色衣
服来自沙维尔街，他的质地厚实的丝领带来自卡尔丁。他身上那种豪华的高级趣味
全都是只要有钞票就能做得到的。    如果他的全部本钱仅仅是外貌，那他是成不
了西德最富有和最成功的杂志出版家之一的。战后，他以一个手摇印刷机开始，为
英国占领当局印刷传单，他在一九四九年创办了一家属于最早一批的画报周刊。他
的公式很简单——文字写得耸人听闻，配上那些足以使所有竞争者相形之下就好象
是初搞花边读物的生手似的图片。这条公式很有效。他的八家联营杂志，从以少年
为对象的爱情故事，到记叙富人和尤物行当的花哨的新闻记事，使他成为大富豪。
然而新闻时事杂志《彗星》仍然是他的爱物，他的宠儿。

    横财使他能在奥特马兴购买了一所奢侈的农家风格的房屋，一座农舍式的山间
别墅，一座海滨别墅，一辆“罗尔斯·罗伊斯”牌汽车和一辆“弗拉里”牌汽车。
他顺便还搞到了一个美丽的妻子（她的全部穿戴都来自巴黎）和两个他很少见面的
漂亮孩子。在德国，只有汉斯·霍夫曼这么一个百万富翁，尽管到处金屋藏娇，经
常调换情妇，但他那一串相好的照片却从来没有上过他那些飞短流长的杂志。他也
是非常精明的。

    那个星期二的下午，他读了所罗门·陶伯日记的头几页之后，就阖上了封面，
背向后靠，瞧着对面的这个年轻记者。

    “好了，我能猜着其余的了。你想要干什么？”

    “我认为那是个重要的记录，”密勒说，  “整本日记中都提到一个叫爱：德
华·罗施曼的人，党卫军的上尉，整个里加犹太区的司令官，杀了八万个男人，妇
女和小孩。我相信他还活着而且就在西德。我想找到他。”

    “你怎么知道他还活着？”

    密勒简洁地告诉了他。

    霍夫曼噘着嘴，  “证据太不充分了。”

    “那倒是真的。不过，值得再调查一下。我弄回过许多报道都是从很少一点开
始的。”

    霍夫曼想起密勒过去发掘出使政府大为狼狈的新闻故事的才能，他莞尔笑了。
只要通过核实，证明是千真万确，霍夫曼很乐于发表的。它们使得发行量直线上升。

    “那么，估计这个人——你称呼他什么？罗施曼？估计他早就列在通缉名单上
了。如果警察都没能找到他，你根据什么认为你能够呢？”

    “警察真是在查吗？”

    霍夫曼耸耸肩，  “想必在查吧。我们给他们付工资就是为了这个。”

    “给他们帮一点忙没害处，不是吗？就查一查他是否还真的活着，抓到他没有
；如果已经抓到，下文又如何？" “那你希望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霍夫曼问。

    “授权试它一试。如果没有什么结果，我就罢休。抄霍夫曼转动他的椅子，把
脸转向眺望风景的窗子。窗外是一大片码头区，在二十层楼底下相隔一哩开外的地
方，起重机和停靠码头蜿蜒数哩。

    “你有点越过你的路子了，密勒。为什么突然感到兴趣？”    密勒苦苦思索。
设法出售主题常常是最费劲的一关，一个自由记者必须首先向出版人或编辑出售故
事和故事的主题，与读者见面那是在很久以后。

    “这是一个人们感兴趣的好故事。如果《彗星》杂志能够找到本国警察都没有
找到的那个人，那可是个独家新闻，这种事人们会想要知道的。”

    霍夫曼向外凝视着十二月的天空，慢悠悠地摇着头，“你错啦，我不授权给你
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认为那是人们最不想要知道的事啦。”

    “但是你瞧，霍夫曼先生，这可不一样。罗施曼杀死的这些人——他们不是波
兰人和俄国人。这些人是德国人——是的，是德国的犹太人，但是他们是德国人。
为什么人们不想要知道呢？”

    霍夫曼转回身来，青向窗户，把他的胳臂肘放在书桌上，下巴歇在指节上。  
“密勒，你是个好记者。我喜欢你的采访故事的方法，你已经有你的风格了。而且
你是一个发掘者。我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雇到二十个，五十个、成
百个人，而且告诉他们做的他们都会做到，派他们去采访的他们都会采访来。但是
他们自己却不能去发掘。你能，因此你从我这儿得到大量的工作而且将来还会更多，
不过这一件不行。”

    “那为什么呢？它是篇好故事。”

    “听着，你还年轻。我要告诉你关于新闻界的一些事几。新闻界是一半人负责
写精彩的故事，另一半人负责把它们卖出去。你能做第一部分工作，而我能做第二
部分，因此你我所处地位不同。你认为这是一篇人人愿读的故事，因为里加的牺牲
者是德国犹太人。我要告诉你的是为什么确实没有人愿意读这篇故事，它是世界上
他们最不想读的东西。除非有一天这个国家有条法律强制人们去购买刊物并阅读对
他们没用的东西，否则他们就只肯买刊物去读他们想要读的东西。而我给他们的就
是那种东西，他们想要读的东西。”

    “为什么关于罗施曼的就不想要读呢？”

    “你还不明白吗？那我就告诉你。战争刚开始前不久，每个在德国的人至少认
识一个犹太人。事实是，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在德国没有人恨犹太人。在欧洲所有国
家中，我们给予我们的犹太少数民族的待遇是最好的。比法国好，比西班牙好，比
波兰和俄国更好得没法说，在俄国屠杀犹太人是很残酷的。

    “后来希特勒上台了。告诉人们犹太人应该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对失业负
责，对贫穷负责，对一切的错事负责。人们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是好。差不多每个人
都认识一个好犹太人。再不然也是无害的。人们有犹太朋友，是好朋友；有犹太雇
主，是好雇主；有犹太雇员，是工作刻苦的工人。他们服从各项法律；他们不伤害
任何人。然而希特勒在这儿说他们要对每一件事负责。

    “所以当囚车开来把他们带走时，人们没有任何行动。

    他们躲在一旁，他们保持沉默。他们甚至开始相信叫嚷得最凶的人。因为人就
是这样的，特别是德国人。我们是一个顺从的民族。它是我们最伟大的力量，也是
我们最大的弱点。

    它能使我们在英国陷于罢工时创造经济奇迹，但也使我们跟随象希特勒那样的
人进入一个大得不得了的万人冢。

    “多少年来人们没有打听过德国犹太人的遭遇。他们就是失迹了——没有别的。
每次战犯审判都让人们了解一些华沙、卢布林，比亚里斯托克的从无识别的不知名
的犹太人——那些无名的，未详生平的波兰和俄国犹太人——的遭遇，这就已经够
呛的了。现在你却想有根有据地告诉他们，他们隔壁邻居发生了什么事。现在你能
懂了吗？这些犹太人”

    ——他拍着日记——“他们认识的这些人，他们在大街上和他们打过招呼，在
他们的铺子里买过东西，当他们给带走让你的罗施曼先生去对付的时候，他们就在
附近站着。你想他们愿意阅读有关这些的报道吗？你再也挑不出比这更叫德国人腻
味的故事了。”    汉斯·霍夫曼说完，背向后靠，从书桌上的烟盒中挑了一支上
等雪茄，用金的“杜邦”打火机点燃它。密勒坐着细细琢磨他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
“那一定也就是我母亲所说的意思了。”他终于说。

    霍夫曼哼了一声，  “可能。”

    “我还是要找那个杂种。”

    “别管它啦，密勒，否了它。没有人会感谢你的。" “公众的反应，那不是唯
一的原因吧？还有另外的原因，不是吗？”

    霍夫曼通过雪茄的烟雾锐利地盯着他。“有。”他干脆地回答。    “你是怕
他们吧——还怕吗？”密勒问。

    霍夫曼摇摇头，  “不是的。我就是不想惹麻烦，就是那么回事。”

    “什么样的麻烦呢？”

    “你听说过一个叫汉斯·哈贝的人吗？”霍夫曼问道。

    “一个小说家吧？听说过，他怎么啦？”

    “他本来一向在慕尼黑经营一个刊物，是早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时候。也是一个
好刊物——象你一样，他是一个极好的记者。刊物叫做《星期回声》。他恨纳粹，
所以他写了一系列揭露自由自在居住在慕尼黑的前党卫军成员的文章。”

    “他出什么事啦？”

    “池没出事。有一天他收到比平常更多的信件，有一半信来自广告客户，取消
了订单。另外一封信来自他的银行，要求他去一趟。他去了，银行告诉他即日起对
他停止透支。

    一星期内，刊物破产了。这会儿他在写小说，都是些好小说，不过他不再经营
刊物了。”

    “这么说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让吓得不敢出声吗？”

    霍夫曼从嘴上把雪茄一抽。  “我并不是一定要阻拦你，密勒。”他说，他的
眼睛闪着光，  “过去我恨这些杂种，现在我也恨他们。但是我了解我的读者，而
他们并不想知道爱德华·罗施曼的事。”

    “好吧，我很遗憾。不过我仍旧要搞。”

    “你知道，密勒，如果我不了解你，我会以为这背后有个人恩怨呢。不要把个
人恩怨扯到新闻事业里去，这对新闻报道不好，对记者也不好。再说，你怎么解决
钱的问题呢？”

    “我有些积蓄。”密勒站起来要走。

    “祝你顺利。”霍夫曼说，站起来走过书桌，  “我告诉你将来我要干什么，
有一天罗施曼被西德警察逮捕并投进监狱，我将授权你报道这个故事。那是道道地
地的新闻，所以要公诸于众。如果我决定不印出来，我也会出钱把它买下来，这就
是我的作风。但是在你寻找他的过程中，你不能拿着我的杂志当后台。”

    密勒点点头，“后会有期。”他说。

Dreamer

二

    彼得·密勒把棕色纸包带回家来，到家刚过三点。他把纸包往起居室的桌上一
甩，在坐”Ｆ阅读之前，先去煮好一大壶咖啡。

    胳臂肘边一杯咖啡，一支燃着的香烟，他靠在心爱的安乐椅中，把纸包打开。
这本日记是一个用硬纸板做封面的活页纸夹，深黑色塑料的包皮，中间有一长串夹
子，必要时可以抽出几页或插进几页。

    全部日记是一百五十页打字的稿子，显然是用一架旧打字机打出来的，有的字
打在格子上边，有的打在下边，有的字歪歪扭扭，或模糊不清。稿子主要部分似乎
是十多年前写成的或花了好几年才写成的，因为这些稿子虽然大部分很整洁，但白
纸已明显地变了颜色。稿子的头尾有几页纸是新的，显然是几天之前才打出来的。
打字稿前面是几页新纸的前言，后面则是某种后记之类的东西。查核一下前言后记
的日期，都是在两天前即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密勒推测，

    这是死者决心了结自己生命之后才打出来的。

    他对第一页上的几段迅速扫了一眼，心里颇感纳罕，因为日记的语言是明晰而
准确的德语，显然出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和有文化素养的人之手。封面上贴着一方
块白纸，外罩一张大一些的方块玻璃纸以免玷污。在方块白纸上，是用黑墨水写成
的几个粗大的正楷字；所罗门·陶伯日记。

    密勒往后靠了靠，翻开第一页，开始阅读。

    陶伯日记：前言。

    我名叫所罗门·陶伯，我是个犹太人，行将去世。

    裁决心了结自己的生命，它既没有什么存在价值，也没有什么串要我去做。我
全力以赴的那些事情已成泡影，我的努力毫无成效。我所见到的恶人，依然健在并
飞黄腾达，而唯独善良的人都化为尘土并备受嘲弄。我熟悉钓朋友们，那些受难者
和受害者，都已亡故，而唯独那些迫害者却仍在我的周围。白天我在街上看到他们
的面孔，晚上我见到早巳死去的妻子伊斯帖的面孔。我之所以苟生至今，仅是为了
还想再做一件事，还想再看一件事，而现在我知道这是永无可能的了。

    对德国人民，我没有仇恨或怨愤，他们是善良的人民。人民不是邪恶的，只有
某些个人是邪恶的。英国哲学家柏克说得对，  “我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起草对一整
个民族的起诉书。”不存在集体妁犯罪，因为据圣经记载，上帝要毁灭所多玛和哥
摩拉，包括那里的妇孺，因为那里的男人罪恶过甚．。但他们当中有一个正义的人，
因为他是正义的，就得到了赦免。可见犯罪，正如得救一样，都是个人的事。

    当我走出里加斯图．特霍夫集中营时，  当我从走向马格德堡妁“死亡行军”
中幸存之对，当一九四五年四月英国士兵在马格德堡解放了我的肉体，而我的灵魂
却仍然在桎梏之中时，我仇恨世界，我仇恨人民，仇恨树木、岩石，  因为它们共
谋算计我，使我受苦受难。但我最恨的是德国人。那时我质问，正如在那之前的四
年中多次质问过的：  “为什么上帝不打倒他们，打倒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孩子，
把他们的城市，他们的房屋从地面上永远摧毁。上帝没有这样做，我也仇恨上帝，
我哭诉上帝舍弃了我和我的人民——他曾引导我们相信是他的选民。我甚至说上帝
并不存在。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又学会了爱，  爱岩石和树木，爱头顶上的天空和
流过城市的河流，爱迷途的猫犬，  爱生长在石隙间的野草，  爱那些在大街上由
于我长得太丑陋而躲开我的孩子。它们是无可指责的。法国古谚说：  “理解一切
就是宽恕一切。”当一个人能理解人民，理解他们的幼稚可欺和他们的恐惧，他们
的贪婪和他们对权力的欲求，理解他们的无知和他们对叫嚷最烈者的驯从，他就能
宽恕了。是的，他甚至能宽恕他们的所作所为。
但是他不能忘却。

    然而有些家伙，他们的罪行令人无法理解，  因而也无从宽恕，真正的失败就
在这里。他们仍旧在我们之中，在城市里自由来往，在办公室里办公，在食堂里吃
饭，微笑，握手，称呼体面人为“同志”。他们居然能作为很体面的公民，而不是
逃犯，继续生活下去，致使整个民族永受其个人罪恶的玷污，这就是真正的失败。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失败了，你们和我，我们都失败了，而且败得很惨。

    最后，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又敬爱上帝了，并求主饶恕我干的许多违反主的戒
律的事情。

    听着，以色列人啊，上帝是我们之神，上帝是唯一的。

    （陶伯的日记一开始用二十页叙述他在汉堡出生和童年时代，他的工人阶级的
立过战功的英雄父亲，以及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攫取政权后不久父母的死亡。在三十
年代末期，他与一个名叫伊斯帖的姑娘结了婚，并当了一名建筑师。由于他的雇主
的干预，他在一九四一年之前才免于被集中。最后，在柏林被捕，当时他正去找一
个委托人。他在一个中转营地呆了一个时期后便同其它犹太人一起被装上运牲口的
车厢驰向东方。）

    火车最后在一个车站上停住了，这个日期我实在记不起来，我想那是我们在柏
林被关进车厢整整六天六夜之后，突然火车不动了，一缕白光告诉我外边是白天了。
由于精疲力竭和恶臭刺鼻使我头晕脑胀。

    外面有人喊叫，有拉开门闩的声音，车门打开了。反正我当时也看不见我这个
原先是穿着白衬衫和熨得笔挺的裤子的人的模样。  （领带和外套早就甩在地上了。）
别人的视力也相当糟糕。

    当明亮的光线射进车厢，人们抬起胳臂遮住眼睛，痛苦地尖叫起来。我看见车
门才打开了，便紧闭眼睛以免刺痛。这伙散发恶臭的人群乱哄哄地涌向月台，互相
挤压，车厢空了一半出来。我一直是站在车厢的后半部，一面正靠在设置在车厢中
半腰的车门，所以躲开了这场拥挤。虽然强光剌目，我还是冒险半睁一只限，直接
踏上了月台。

    那些开车门的党卫军警卫，是些一捡卑鄙相的粗鲁家伙。他们用一种我听不懂
的语言叽哩咕噜地吆喝着，带着厌恶的表情直往后靠。车厢里有三十一个人横七竖
八地躺在地板上，受人践踏。他们永远也不会再起来了。余下的人，饿着肚子，半
睁着眼睛，衣衫褴搂，从头到脚散发着臭气，挣扎着走向月台。干渴使我们的舌头
与上腭粘在一块，发黑而肿胀，嘴唇也干裂了。

    月台那一头，四十节来自柏林的车厢和十八节来自维也纳的车厢，正在卸下乘
客，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许多妇女和绝大部分儿童都是赤身裸体，粘满汗污，
跟我们的模样一样糟糕。有些妇女跌跌撞撞爬到阳光底下来时手里正抱着她们的已
经死去的孩子。    向城里进发之前，警卫在月台上跑来跑去，用棍棒驱使这些流
放犯排成队伍。是座什么城市？这些人讲的是什么语言？后来我发现这座城市是里
加，这些党卫军警卫是当地招募的拉脱维亚人，他们与德国党卫军同样疯狂地反对
犹太人，不过这帮人要更愚蠢得多，干脆是些人形野兽。

    站在这些警卫后边的，是一群畏畏缩缩穿着肮脏衫裤的人，每人胸前背后有一
方块黑布，上面印有一个大大的“Ｊ”字。这是来自犹太区的一支特别劳动队，任
务是清除牲口车厢里的死人并运到城外去掩埋。他们也有人监督，这六、七个监督
的人胸前背后也有“Ｊ”字，不过他们都带有臂箍，拿着镐把。这些人是犹太犯人
警察，为了他们干的这门差使，可以得到比旁的犯人好一点的食物。

    有几个德国党卫军军官站在车站的遮阳篷下面，我只是在眼睛习惯了光亮后才
看清了，他们其中有一个高高站在一只货箱上，观察着从火车里下来的这几千个人
骨架子，脸上带着一丝满足的笑意。他用一条皮条编成的黑色马鞭轻轻敲着过膝的
长靴。他穿着带黑色和银色党卫军徽饰的绿军装，非常合身，仿佛专为他定做的似
的。右领上戴着部队队党卫军的两道闪电的标志。左领上的军阶表明他是上尉。

    他的身材瘦长，灰暗的黄发，一双无神的蓝跟睛。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个狂热的
虐杀狂，早有“里加的屠夫”之称，后来盟军也用这个名字称呼袍。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

    （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清晨五点，希特勒的一百三十个师，分成三个集团
军，越过边境入侵俄国，跟着每个集团军后蜂拥面至韵是党卫军清除队。他们根据
希特勒，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指令，清除广阔的军事占领区内的共产党委员和居住
在农村的犹太人，至于居住在城区的犹太人，则谈圈入每个地区首府的犹太区，留
待以后“特殊处理”。

    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军队占领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第一支党卫军突击队于
该月中旬进驻。党卫军的保安勤务处和保安警察的第一个特遣支队于一九四一年八
月一日进入里加，并开始执行清除计划，使奥斯特兰（这是对被占领的波罗的海三
国的重新命名）不再存在犹太人。

    柏林决定把里加作为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走向死亡前的中转营地，一九三八年
德国有三十二万犹太人，奥地利有十八万，一共五十万左右。到一九四一年七月时，
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已被处置，主要是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各集中营，著名的如萨克森
豪森、毛特豪森、拉芬斯布吕克、达豪、布痕瓦尔德、贝尔森以及波希米亚的特列
森城等。但集中营愈来愈过于拥挤，鉴于隐蔽的东方似乎是消灭多余的人的一个理
想地点，于是就着手扩建或创建奥斯威辛、特来勃林卡、伯尔则克、索必博、凯尔
姆诺和梅丹奈克等六个死亡营。

    在这些死亡营建成之前，必须找一个地点能尽可能多地处决掉这些人，并把剩
余的“储存”起来。里加被选中了。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至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四日之间，约近二十万纯粹是德国
和奥地利的犹太人被运往里加。八万人留在那儿，全部死难。十二万人继续运往波
兰南部上面提到过的六个死亡营，有四百人活着出来，其中的一半又死在斯图特霍
夫或死在去马格德堡的“死亡行军”途中。陶伯是从德意志帝国运往里加的第一批，
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八日午后三点四十五分到达。）

    里加的犹太区是这个城市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前是里加犹太人的聚居区。我到
那儿的时候，他们只剩下几百人了。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里，在罗施曼和他的副手
克劳斯监督下，根据上面的命令，消灭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

    犹太区在城市的北沿，再往北就是开阔的乡村。沿着犹太区的南边是一堵墙，
其他三面则用多层铁丝网严密封锁。在北面有一座大门，这是出进的唯一通道。大
门由驻着拉脱维亚党卫军的两座宁望台卫护。从大门直通犹太区中心到达南墙的一
条道，叫小丘街。街的右边（对着大门从南往北看）

    是锡广场，那是在点名时挑人和处决人的地方，即挑选苦役队的人，执行鞭刑
和绞刑等等。广场中心树立着绞刑架，上有八个铜钩，常备的绳套在风中来回摇荡。
每天晚上绞刑架上至少吊着六个不幸的人，经常这八个吊钩必须连续绞杀几批，才
能使罗施曼对他的日课感到满足。

    整个犹太区肯定不到两平方哩，在这个方圆内曾住过一万二千人到一万五千人。
在我们到达之前，里加的犹太人（至少还剩两千人左右）完成了清扫瓦砾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批五千刚出头的男人，女人和儿童住在里面，还是宽敞的。但我们到达
后，人还一天天不断运来，直到这个犹太区的人数猛增到三万至四万之多。所以每
当运来一批新的，就要从原来的居住者中处决一批，其数量恰好是等于新来的幸存
者，以便给新来的人腾出地方。

    如若不然，那么过分的拥挤，就会使我们这些人中的劳动力的健康受到威胁。
罗施曼更是不愿出现这种情况的。

    所以在我们搬进来的第一天晚上，住的是建筑得最好的房子，一人一间房，睡
在真正的床上，把帘子和外衣当毯子用。我隔壁房间的邻居，在一个大水桶里喝足
了之后说，情况也许不至于太坏。我们还没碰上罗施曼呢，当夏天转换为秋天，秋
天转换为冬天时，犹太区的状况变得更坏了。每天早上，所有的人——主要是男人，
因为到达这里的妇女和小孩被处决的要比适合服劳役的男人多得多——在拉脱维亚
人的抢托的敲打下，被赶到锡广场集中，开始点名。实际上一个名也不点，只是数
数人头，分成几个劳动队。几乎所有的人，男女老少，每天都要列队离开犹太区到
邻近大批新建的车间去进行十二小时的强迫劳动。

    我早先曾说自己是个木匠，这是不真实的。不过作为一个建筑师，我见过木匠
干活，也完全了解怎么干。我猜测——并且猜对了——木匠总归是需要的，我被送
到邻近的木材场劳动，在那里把当地产的松树锯开，为部队预制临时营房。

    工作极其劳累，足以摧毁一个壮汉的筋骨，因为无论冬夏，我们大部分时间是
在拉脱维亚沿海低洼地区又冷又潮的室外劳动的。

    我们每天的口粮是：早上出发上工前，每人半公升所谓的汤，主要是着了色的
水，有时里头有那么一疙瘩土豆。晚上回到犹太区，又是半公升所谓的汤，加上一
片黑面包和一个发霉的土豆。

    对于把食物带进犹太区的处分，就是晚点名时在锡广场马上当众绞死。尽管如
此，冒这种危险却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

    每天傍晚当劳动队伍拖着沉重的脚步回来进入大门时，罗施曼总是和他的几个
同伙站在入口处，对进来的人作现场检查。他们可以随意叫一个人，不论男女老少，
命令他离开队列在大门旁边把衣服剥光。如果从衣服里找到一个土豆或一块面包，
那么当其他人走向锡广场进行晚点名时，这个人就得留在后面。

    大家集合完毕后，罗施曼就昂首阔步地走来，后面跟着党卫军警卫和十来个倒
霉蛋。其中的男人登上绞刑台，脖子上套着绞索，等待点名结束。然后罗施曼沿着
绞架走过，向他头上的那些面孔龇牙狞笑，并且逐一踢去他们脚下的椅子。他喜欢
在临死者的当面干这一手，使他们能看见他。有时他假装要把椅子踢掉，而在最后
一刻又把脚缩回来。

    当他看到受刑者站在椅子上颤抖——以为自己已经吊在绞索上，实际仍旧站在
椅子上——就纵声大笑。

    有时受刑人会祈祷上帝，有时他们会喊着求饶。罗施曼喜欢听这个。他假装自
己有点聋，竖起耳朵问道：“你能大声点吗？你说了些什么？”

    他踢掉椅子——它实际上更象一个木匣子——之后，就转过头来对同伙说：
“天哪，我真该有一个助听器。”

    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对于我们这些囚犯来说，爱德华·罗施曼变成了恶魔的化
身。他干什么都是花样百出的。

    当妇女带食物进来被抓着了，她首先得看着男人被处绞刑，特别是碰上其中有
她的丈夫或兄弟。

    然后罗施曼让她在我们面前跪下（我们沿广场的三面排列），由营地的理发师
剃光她的头发。

    点名完了之后，她就被带到铁丝网外面的墓地，让她掘一个浅坑，然后跪在坑
边，  罗施曼或旁的党卫军用手枪顶着她的后脑壳开一枪。谁也不让去看这种行刑
的场面，不过拉脱维亚的警卫漏出一些风声说，他时常让子弹在妇女的耳朵边擦过，
使她囚惊恐而掉进坑里，  然后再爬出来跪在原地。

    有时他开空枪，只不过咔嚓一响，而这个妇女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些拉
脱维亚人都是些凶残的家伙，但罗施曼搞的这些把戏却使他们震惊。

    在里加有那么一个姑娘，自己冒着危险来帮助囚犯。她名叫奥莉·阿德勃，我
相信她是从慕尼黑来的。她的姐姐杰达因带食物进来已在墓地被枪毙了。奥莉是一
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得到了罗施曼的垂青。他收她当小老婆——正式的名义是女仆，
因为一个党卫军与一个犹太姑娘是不许存在那种关系的。当她被允许到犹太人居住
区来时，她经常偷带一些药品来，这是她从党卫军库房里偷的。这种串当然要处以
死刑的。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我们在里加船坞的船上干木工活的时候。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5-9-20 16:57:20编辑过]

Dreamer

第二个决定就是去当一名卡波，即一名犹太批人警察。

    要下这个决心是敏艰难的。因为卡波就是来回带着他们的犹太同胞去干活，常
常还要带着他们上刑场去的那种角色。此外，他们手提镐把，逢上有德国党卫军军
官在场时，往往还狠揍他们的犹太同胞，逼迫他们更卖命地劳动。虽然如此，在一
九四二年四月一日，我还是去找卡波的头头申请当一名卡波，这样我就自绝于我的
犹太伙伴们。卡波总是有空额的，尽管有较好的口粮，较好的生活条件和免予从事
奴隶劳动，仍只有极少数人同意当卡波。

    这里我应该描述一下对那些不宜服劳役的人进行处决的方法。根据爱德华·罗
施曼的命令，有七至八万犹太人在里加是以这种方式处决的。当牲口列车把一批新
囚犯运抵车站时，通常大约有五千名健壮的人，而死在路途中的总有一千人左右。
只是在个别情况下，分散在五十节车厢里的死亡人数才少到有那么三几百。

    新来的人在锡广场排好队伍后，便开始处决选拔，不只是从新来的人当中挑选，
也从我们所有的人当中挑选。这就是每天早晚要数人头的原因。在新来的人中，那
些老幼病弱的，大部分妇女和几乎全部儿童，都被作为不宜服劳役的人挑选出来。
这些人靠一边站，然后清点留下来的人数。如果挑剩的有两个人，那就从原有的人
中再挑出两个，这样就等于新到五千，就送走五千到“处决山”去。这一来便不至
于过于拥挤了。一个人可能经受住六个月奴隶劳动的折磨，再长就很少见了，一旦
精疲力竭，罗施曼的鞭子就会在某一天敲敲他的胸脯，他就得加入死亡的行列。

    起初，这些受害者排队走向城外的一座森林。

    拉脱维亚人把它叫做毕克里克森林，德国人重新命名为霍赫瓦尔德，即“高林”。
这里，在松树中间的空隙地带，由处死之前的里加犹太人掘了很大的深沟。在爱德
华·罗施曼的命令监视下，拉脱维亚的党卫军在这里用机枪把他们扫倒，尸体就掉
进沟里。剩余的里加犹太人铲上土，盖住尸体，然后在上面再压一层尸体，一直到
沟填满为止，然后再开一条新沟。

    每当处决一批人时，我们在犹太区能听见机枪的扫射声。事后就望见罗施曼坐
在他的敞篷车里从山上下来穿过犹太区的大门。

    我当了卡波后，我与其它囚徒便完全断绝了往来。我无需解释我为什么要去当
卡波，因为多一个或少一个卡波没什么两样，不会使死亡名单有任何添减，但是为
了昔德国犹太人复仇（不是拯救他们），哪怕只有一个活着的证人，可能就会使情
况完全不同。这至少是我对自己一再提出的论据。然而，这是真实原因么？或许我
只不过是怕死？不管过去是什么原因，反正在那年的八月之后，怕死已不成其为一
个因素了。那时，发生了一件事，使我的灵魂死亡，只留下躯壳为幸存而挣扎。

    一九四二年七月，从维也纳运未了一大批奥地利犹太人，显然这批人已无一例
外地被打上“特殊处置”的标记，因为这一整批从来没有到达犹太区。我们没有见
到他们，他们从车站直接向“高林”

    进发，并被机枪点了名。那天黄昏，四辆卡车载满衣物从山上开来，衣物送到
锡广场以备挑拣。这些东西堆成象一所房子那么大的山丘，然后挑拣分类成一堆堆
的鞋、袜、裤衩，长裤、女外衣、夹克、剃胡刷子、眼镜，假矛、结婚戒指、图章
戒指、帽子等等。

    当然这是处决流放犯的标准程序。所有在“处决山”被害的人都在墓边剥光衣
服，随后他们的财物就被运送回来。这些财物经过挑拣分类后送回“帝国”。全、
银、珠宝则由罗施曼亲自监管。

    一九四二年八月，又有一批从特列森城运到。

    特列森城是一庄在皮希米亚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德国和奥地利犹太人在送往
东方处决之前，就关在那里。当罗施曼在锡广场上进行挑选时，我站在广场的一边
望着他。这批新来的人都已在原来的营地被剃光了脑袋，除了大部分妇女是穿着女
外衣这一点外，不大容易分辨出男女。在广场上正对我的那一边，有一个妇女引起
了我的注意。虽然她形容枯槁，瘦得象根拨火棍，不停地咳嗽，但她的容貌有某种
东西触动了我的心弦。    罗施曼走到她面前在她胸脯上敲了敲，就走过去了。跟
着他的拉脱维亚人立即抓住她的胳膊，把她拉出队升，赶进广场中央的人堆。这一
批人中不宜服劳役的人很多，所以被选出来人的队伍很长．这就意味着从我们这里
少挑些人就够数了，虽然这个问题对我采说还不怎么相干。作为一个卡波，我戴着
臂箍，拿着棍子，额外的口粮已使我体力稍有增强。罗施曼虽然见过我的脸，但他
似乎并不记得。他劈头盖脸地揍过那么多人，所以挨过揍的人并不怎么引他注意。

    在那个夏日的傍晚，那些被挑上的人绝大部分都被编成队伍，由卡波领着走到
犹太区的大门口，然后由拉脱维亚人接收过去，走最后的四哩到“高林”

    去领死。

    由于有一辆煤气车也停在大门口，所以被挑上的人中最弱的百把人被从大堆人
里分离了出来。我正准备领那些倒霉的男女往大门口去，党卫军中尉克劳斯把我们
五个卡波叫住了。“你们，”他叫道，“把这些人送上杜拉门德输送车。”

    当大队人马走后，我们五人伴送最后的百把人到停靠着煤气车的大门口。他们
大部分都一玻一玻地，步履蹒跚，有的咳嗽着。那个瘦弱的妇女也在其中，她的胸
脯受着肺病的折磨。她知道自己在走向何处——他们都知道，但她也象旁的人一样，
顺从地、踉踉跄跄地走到车子后面。她太虚弱了，爬不上去，因为车的后门离地面
相当高，所以她转过头来让我帮她上去。我们站在那里，互相看着，一下子惊呆了。

    我听见有人从我后面走近，在车后门的卡波都脱帽立正。走来的人肯定是个党
卫军军官，我也跟着那样做。那位妇女目不转睛地盯着我。我身后的那个人走到前
面来了。他是罗施曼上尉。他点点头让其他卡波继续干，然后用他那双灰蓝色的眼
睛盯着我。我想他无非是见我脱帽脱迟了，那天晚上该要抽我一顿了。

    “你叫什么名字？”他温和地问道。

    “陶伯，上尉先生。”我回答说，仍旧站得笔直。

    “嗯，陶伯，你似乎有点迟钝。你认为今天晚上我们应该使你活泼一点吗？”

    说什么都是多余的，判决已经下来了。罗施曼对那个妇女瞟了一眼，眯缝起眼
睛，好象感到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这时他脸上浮起他那种缓慢的，豺狼式的微笑。

    “你认识这个女人？”他问。

    “是的，上尉先生。”我回答。

    “她是谁？”他问道。我不能回答，我的嘴好象被胶粘住了。

    “是你老婆吗？”他继续问。

    我默默地点点头。

    他狞笑得更厉害了。“好吧，我亲爱的陶伯，你怎么不讲礼貌呢？把这位太太
扶上车吧。”

    我直挺挺地站在那儿，动弹不了。他把脸靠近我，低声说：  “限你十秒钟，
扶她上去，不然你自己就上去。”

    我慢吞吞地伸出胳臂，伊斯帖靠着我的胳臂。

    她扶着我的胳臂爬上车去，旁的卡波等着关车门。

    她上车后，从车上注视着我，两颗泪珠涌上来，一边一颗，滴落在脸颊上。她
什么话也没有对我说，从始至终，我们没有互相讲一句话。车门砰地一声关上了，
车走开了；我最后见到的，就是她那双注视着我的眼睛。

    我花了二十年时间试图理解她眼睛里的神色。

    是爱还是恨？是蔑视还是怜悯？是迷惘还是理解？

    我永远不会知道了。

    煤气车开走后，罗施曼仍然狞笑着，转过头来对着我，“陶伯，你可以继续活
下去，直到我们认为适宜消灭你的时候，”他说，“不过你也等于是个死人了。”

    他说对了，这一天是我灵魂死亡的日子。那是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那年八月以后，我变成一个机器人，对什么都不在乎了。不知寒冷或痛苦，根
本没有任何知觉。

    我望着罗施曼和他的党卫军同伙的兽行，连眼皮都不眨一下。对于任何能触及
人们灵魂的串和大部分能触及人们肉体的串我都无功于衷。我只是记下每一件串，
每个微小的细节，把它们记在心上，或将

   

日期刺在我的腿上。运人的列车不断来到，走向

    “处决山”或上煤气车，被处死，被埋葬。有时当我戴着臂箍拿着棍子走在他
们旁边把他们送出犹太区的大门时，我注视着他们的眼睛。这使我回忆起我读过的
一个英国诗人的诗篇，描述一个被迫活下去的古代水手，注视着他的因干渴而死亡
的同伴们的眼睛，从他们眼神里看到了诅咒。不过我没有发觉什么诅咒，  因为我
甚至没有犯罪的感觉。这种感觉在若干年后才到来。我才有一种行尸走肉的空虚…
…
（彼得·密勒看到深夜。对种种暴行的描述使他感到既单调又沉闷，好几次他
重新在椅子里坐正，做三两分钟的深呼吸振作起精神，然后继续看下去。）

    一次在接近午夜时，他把日记本放下，再煮了些咖啡。

    在拉上窗帘之前，他站在窗口俯视大街。马路的远方雪莉咖啡馆的灿烂的霓虹
灯光射过斯坦大街。他看见一个业余的妓女挽着一个商人的胳臂，这种姑娘是为了
增加点收入才走向街头的。他俩消失在远处的一所公寓里，商人将在那里为半小时
的肉欲发泄而付出一百马克。

    密勒拉上窗帘，喝完咖啡，又拿起所罗门，陶伯的日记了。）

    一九四三年秋，从柏林来了命令要把“高林”

    的几万具尸体发掘出来，用火或石灰永远灭迹。这桩工作说来容易，做起来就
不容易了。天气已经入冬，大地快封冻了。这个命令使罗施曼好几天情绪恶劣，不
过为了执行命令而做的琐细安排已够他忙于一阵，没有空闲跟我们打交道。

    日复一日，可以见到新成立的劳动队带着尖镐和铁锨走向山里，进入森林；日
复一日，一股股长龙似的黑烟冲向森林上空。他们把森林中的松树作为燃料，但是
大部已经腐烂了的尸体不容易燃烧，所以工作进度缓慢。最后他们改用生石灰，在
每层尸体上盖上生石灰。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土地化冻后，再填上土。

    干这种活的人不是从犹太区派去的。他们不跟任何人接触。他们也是犹太人，
但被囚禁在附近最坏的集中营之一——沙拉斯·彼尔斯集中营。他们后来被断了粮，
不少人饿得去吃人肉，最后还是全都死了。

    一九四四年春天，当这桩工作基本上完成后，犹太区终于被消灭干净。犹太区
的三万囚犯绝大部分被送往森林，成为松林里在劫难逃的最后一批牺牲品。我们大
约五千来人被转移到皇帝森林集中营，留在我们后面的犹太区被付之一炬，然后用
推土机推去灰烬。那儿原有的东西荡然无存，只留下一块几百公亩的土地覆盖着推
千了的灰烬（注）。

    （注）原注，一九四四年俄国的春季攻势把战线向西推进得如此之远，以至苏
联军队经波罗的海诸国的南面挺进到他们西面的波罗的海海岸。这就把整个奥斯特
兰与德意志帝国分割开来，并引起了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之间一场激烈的争吵。将
领们看到前景不妙，与希特勒力争要撤回包围圈里的四十五个师。希特勒拒绝这个
建议，重复他那鹦鹉学舌式的叫嚣：“不是胜利就是死亡”。他给包围圈里的五十
万军队提供的全部东西就是死亡。这支部队被切断了供应，只能以日益减少的弹药
作战以延宕不可避免的命运，最后投降了。其中绝大部分作为战俘在一九四四年到
一九四五年的冬季里被运往俄国，只有少数人在十年后返回德国。

    （陶伯的日记中又用了二十页打字的篇幅描述在皇帝森林集中营里，在饥饿、
疾病、苦役和营地警卫的暴行的重重压力下进行的垂死挣扎。在此期间，没有见到
党卫军上尉爱德华·罗施曼的任何踪迹。但他显然还在里加。陶伯描述在一九四四
年十二月初，那些党卫军军官想到他们可能被复仇心切的俄国人生俘，不禁惊恐万
状，准备不顾一切从里加的海路撤退，带上最后残存的一小批囚犯作为他们返回西
面的“帝国”的通行证。当俄国人势不可挡地向前挺进时，这成了集中营的党卫军
人员相当普遍的做法。只要他们还能借口需要完成一项对于“帝国”是重要的任务，
他们就能继续享有高于国防军的优越地位，躲开被调去与斯大林的师团面对面战斗
的可怖前景。他们给自己分派的这项“任务”，就是把他们的过去统治的集中营里
少数残存的可怜虫押解回仍旧是安全的德国心脏地区。有的时候党卫军警卫的人数
竟比蹒跚而行的犯人多十倍，这种莫名其妙的把戏变得十分可笑了。）

    十月十一日午后我们到达里加市时，已仅剩下四千人。我们的队伍直接走向船
码头。我们能够听见远处一种奇怪的响声，象打雷一样，沿着地干线传来。我们愣
了一会，因为我们从未听过炮弹或炸弹的声音。消息随即在我们这些被饥饿和寒冷
搞得迷迷糊糊的人中间传开——是俄国人的迫击炮弹打到了里加的郊外。

    当我们到达码头区时，那里已布满党卫军的官兵。我从来没有同时在一个地点
见过这么多的党卫军。他们在那里的人数一定比我们多。我们在一座仓库前面排成
几行，大部分人又以为要在这里用机枪把我们毙掉。但是并非如此。

    显然党卫军部队打算利用我们这些数以十万计的来过里加的犹太人中的最后残
余，作为他们从俄国人的挺进中脱逃的口实，作为他们返回“帝国”

    的通行证。运输工具是一艘货船——逃出包围圈的最后一艘，碇泊在六号码头。
在我们望着它的十候，德国人正开始把靠码头较远的两座仓库里几百名德国陆军的
伤兵用担架抬上船。    罗施曼上尉到来时，已快天黑了。他一看到正。

    在发船的状况，倏地停了步。等他看清正往船上装运的是德国陆军的伤兵，便
转过头来对抬担架的看。

    护兵大叫一声：  “停下来！”

    他越过码头冲到他们面前，打了一个看护兵的耳光。他快步绕到我们囚犯的队
伍跟前吼道：“你们这些混蛋！到船上去把这些人撵走。把他们弄下来。这艘船是
我们的。”

    在跟我们一道来的党卫军的抢托推搡下，我们开始向跳板走去。一直站在后面
观看装船的几百名党卫军士兵跟着我们涌上船去。先头的人一上甲板就抓起担架往
码头抬去，或者不如说，他们刚要往码头抬去，另一声吼叫制住了我们。

    当我听到吼叫声时，我正走到舷梯下面准备往上爬，我转过头去看看发生了什
么事。

    一个陆军上尉正跑下码头，在舷梯口离我相当近的地方停下来。上尉抬起头瞪
着甲板上抬着担架准备卸人的那帮人叫道：  “谁命令把这些人抬走的？”

    罗施曼从他后面走上来说：“是我。这艘船足我们的。”上尉转过身子，从口
袋里掏出一张纸来，“这艘船是派来运陆军的伤兵的，”他说，“它要装走的是陆
军的伤兵。”

    他说着就转过头去吆喝陆军的看护兵继续抬伤兵。我打量着罗施曼。他站在那
儿颤抖，我以为他是在发怒，后来我看出他是恐惧，他害怕要留下来面对俄国人。
俄国人不象我们，他们是带着武器的。

    他对看护兵尖声叫道；  “把他们撂下！我以“帝国”的名义征用了这艘船。”
看护兵不理会他，他们服从国防军上尉。上尉离我只有两米远，所以我看清了他的
脸。他国过度疲乏而脸色发灰，眼眶底下泛起黑斑。鼻侧满是皱纹，下颔上留着几
个星期没有剃过的胡碴。他看到装载伤兵的工作重又开始，便打算从罗施曼身旁走
过去监督他那些看护兵。从积雪码头上拥挤的担架堆里，我听见一个汉堡腔的声音
叫道：“上尉，你干的好事。你这头猪。”

    国防军上尉正走到罗施曼跟前，这个党卫军军官一把抓住他的胳臂，把他拖了
个转，并用戴着手套的手打他的耳光。他揍人耳光我是司空见惯，但今天这样的下
场倒从未见过。上尉挨了这一家伙，按晃摇晃脑袋，紧握拳头，对着罗施曼的下巴
用右手狠狠给了一拳。罗施曼跌跌跄跄倒退了几步，仰面朝天地倒在雪地上，一小
股血从嘴里流出来。上尉向看护兵走去。

    我看着罗施曼从抢套里掏出党卫军军官的“鲁格尔”手枪，仔细地瞄准，对着
上尉的后颈开了一轮。枪声一响，一切活动都停止了。国防军上尉摇晃地转过身来。
罗施曼再开一枪，子弹射进上尉的咽喉。他旋转着朝后倒下，在着地之前就死去了。

    当子弹击中他的时候，他脖子上戴着的什么东西飞出来了。后来我奉命把尸体
投进水里时，我路过那个东西，发现那是个挂在绶带上的奖章。我始终不知道这个
上尉的名字，但这个奖章是带橡树叶的骑士十字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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