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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地说吧，希腊人赚不到德国人那么多钱，却要提前过上德国人的富裕生活。这就是希腊危机的本质，也是德国国内民意为什么如此激烈反对援救希腊的根源——他们觉得自己没有义务用辛苦赚来的钱去供养一个又懒又馋的穷邻居，而且这会导致严重的道德风险。现在，希腊政府为了度过眼前的难关，不得不采取缩减福利的政策，于是就引发了已经过上宽裕日子的老百姓的强大反弹。对任何人而言，由俭入奢很容易，由奢入俭都是一件痛苦的事。紧缩性质的改变，都是迫不得已时才有可能被大家接受，在一个民主国家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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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是与欧元这种举世无双的独特货币安排分不开的——不同于美国或中国这样的单一主权国家，欧元区不可能通过听任货币大幅贬值的办法来对其中某一国面对的危机进行过程痛苦的自我消化，如同上世纪90年代常见于拉美的那种情形。于是像伯南克那样印钞票就不是特里谢和后来的德拉吉可以选择的方案。事实上，只要有稳健增长且体量庞大的德国在，欧元币值就不可能在市场交易中（也不会被政治家允许）一落千丈。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次欧洲央行分别在特里谢和德拉吉主导下进行的一系列类似于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暗度陈仓式的公开市场操作获得了不少掌声的原因，一些观察人士从中领教到了他俩的巧妙花招。然而，如果有谁提议再接再厉创建一个欧洲联合国债市场的话，几乎必然会遭到德国的坚决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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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出人意料地将今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了欧盟，但正如绝大多数评论所指出的，这与其说是对欧盟在过去一年中为世界和平所作出贡献的奖赏，不如说是对险境中的它的一种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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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自欧元于1999年元旦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有人怀疑其可行性，但没有什么比这次肇始于希腊的主权债务危机更清晰地将它先天的结构性问题暴露无余。根本性的悖论埋藏于欧元区单一货币（自然也造成了统一的货币政策）与成员国独立自主的财政（和财政政策）之间的矛盾之中，这就使得成员国之间不可能有单一国家内普遍存在的财政转移支付机制和中央与地方的财政隐性担保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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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报规定的冲击波众所周知，从令人恼火却不致造成过大损害的旅行禁令和支出冻结，到操纵盈利和管理层短视。花样繁多的年底会计手法——粉饰报表、账簿调整、填塞分销渠道、超量批发以及诱人的“平滑”概念——都可能造成切实的后果。过多地提前接受订单破坏了供应链，将本应具有季节性变动的商业过程变成了一个时断时续的波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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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理财公司Iveagh首席投资官克里斯?怀利(Chris Wyllie)表示：“11月30日迎来了一个重大时刻，欧元区斯托克指数(Euro Stoxx)年初至当日的总回报率超过了标普500指数(S&P 500)。我们认为这一趋势还会进一步扩大，因为过去四年世界股市严重低迷，而欧洲股市有潜力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其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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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假设撇开这些被迫因素，可以自由选择的话，在经济已经极度萧条低迷的时候，进一步削减政府开支，究竟是不是一种明智的考量？实际上，两年前，并未受到外部压力的英国政府已经这么做了。对此，目前正主导美国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凯恩斯主义者们肯定会一个劲地摇头，甚至连IMF的专家们也不很赞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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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过去两年多时间里爆发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游行示威乃至流血00，希腊国会和政府也出现多次更迭，但它还是有惊无险地通过了一系列接受了欧盟和IMF联合提供的援助方案。作为条件，希腊承诺在未来大幅度削减财政赤字。当然，正如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计划中的大部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将遭遇更多血与泪的抗争和技术上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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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不同点在于，希腊不像当时的阿根廷或巴西，它身处于一个更大的统一经济体——欧元区之内。当年阿根廷爆发债务危机时，我们看到，在国际上，它的货币在几天之内成倍地贬值；在国内，通货膨胀率瞬间飙升数倍。希腊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因为它所使用的货币的政策主导权不在它手里，欧元的汇率虽然也必定会受到牵连，但它更多地是整个欧元区经济全貌的反映。毕竟，经济更加发达、财政相对稳健的德、法两大国才是欧元的主导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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