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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名的思念 LV8
发表于 9-3-2013 09:3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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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文远: 公共住屋发展下来还能做什么?
公共住屋制度须与时俱进。目前制度有哪些元素应保留?哪些须加强或整顿?如果要改变,如何执行才不会严重影响到拥有资产且不愿接受改变的新加坡人?这课题将影响几百万新加坡人,因此虽然我们知道要改变才能应付挑战,但也应切记在进行改变时,不忘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应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政策也一定要惠及广大的民众。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良莠不分全部丢弃,我们应审慎且用心地去执行这些改变。
我国经过了50年的公共住屋发展,现在是检验原有假设、检讨关键政策的时候了,我有意这么做,而且是与新加坡人一同进行。我能肯定,下来的50年将与过去50年不一样。首先,拥屋比率目前已超过90%,而很可能已达极致。第二,7%至8%的高经济增长率以及它所带来的强劲薪金增长的日子已不复返,而房地产价格与经济增长有密切的关联,低增长意味下一代人的期望若与我们和我们父母那代一样,通过转售组屋获取巨利,我想可能性非常低。第三,新加坡人口过去年轻,增长快速,但未来人口增速将大大减缓,即使我们不断尝试扭转单身人口增加与生育率下跌的趋势,这两个趋势也是可能持续。这两大趋势将影响家庭的组成和规模。第四,我们人口与市镇的老化将成为影响社区生活的主要课题。组屋区的构造与设计都得跟上社会这些发展趋势。
简单来说,公共住屋制度须与时俱进。目前制度有哪些元素应保留?哪些须加强或整顿?如果要改变,如何执行才不会严重影响到拥有资产且不愿接受改变的新加坡人?这课题将影响几百万新加坡人,因此虽然我们知道要改变才能应付挑战,但也应切记在进行改变时,不忘沉默的大多数。我们应给予社会弱势群体发声的机会,政策也一定要惠及广大的民众。在改变的过程中,我们不能良莠不分全部丢弃,我们应审慎且用心地去执行这些改变。
四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针对住屋这个重要课题,李美花、费绍尔、连荣华、毕丹星与杨木光等议员都发表了他们的见解。我仔细聆听,也谢谢他们发言。根据他们的演讲与一些民众在“我们的新加坡对话会”上的言论,我整理出四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第一,在思想层面上,我们为什么要建组屋?第二,在现实层面上,为满足未来需求,政府应提供什么样的住房选择?第三,在个人层面上,在高端私宅市场推高整体房屋价格的背景下,我们应如何消除组屋买家对于房价过高的担忧?第四,在宏观经济层面上,公共住屋应如何应对人口的变化?更具体地说,我们应如何帮助拥有住房的年长者套现?
我们先谈建组屋的目的。
组屋首先是让夫妇共创生活与共建理想的家。这是最基本的。但组屋也是资产,人们在经历人生主要阶段时可利用组屋,建立更好的生活,也可把它当做退休生活的保障。新加坡独立初期,居无定所或搭房的现象很平常。当时,大家都是第一次申请组屋者,注重的是有个价廉物美的基本住所。当新加坡从第三世界国家蜕变为第一世界国家时,组屋的素质已改善,全国人都可骄傲地说自己是拥屋者,而大多数人更已第二次购买组屋。对多数新加坡人来说,组屋成了重要的资产。家,现在也可以是资产。我想这是令人自豪的成就,也是许多国家人民梦寐以求的。
这样的变化是过去几十年几个重要的建屋政策带来的。让我一一列出关键的政策改变。1971年,我们允许人们转售组屋套利,在条例放宽之前,人们只能以特定的价格将组屋卖回给建屋发展局。1989年,我们允许买私宅的组屋屋主保留他们的组屋。在那之前,他们得卖掉组屋,才能买私宅。1993年,我们允许购屋者根据组屋市值向建屋局贷款,使他们的产业价值最大化。在那之前,贷款额根据组屋历来售价而定。2003年,我们允许屋主出租单位。在那之前,我们坚持要拥屋者住在组屋内。这些政策上的改变惠及了许多新加坡人。很多人因此可住更好的组屋,而这大大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水平,也让更多人能累积储蓄,以应付退休后的需求。
将来,我们也许无法像以前那样,通过转售组屋得到同等的回报,这是否意味组屋以后被当做资产的可能性会越来越低?若如此,我们应怎么进行调整?这样的调整会如何影响理想与需求不同的各个群体?
第二,为满足未来需求,政府应提供什么样的住房选择?这些年,为满足国人拥屋的理想,组屋在种类与设计方面,选择多了。很多人呼吁建屋局回归基本,完成帮新加坡人拥屋的原始使命。“回归基本”的意思是什么呢?
怎样才是回归基本
回归基本是否意味建屋局往后只提供组屋?购屋的收入顶限应是多少?要拉低、抬高还是索性取消?那中上阶层怎么办?我们是不是应采纳议员李美花的建议,不再推出执行共管公寓项目?
回归基础是否意味我们应执行2003年之前不允许租屋的条例?这是否会影响靠收租过活的退休人士?或影响须出租房间以支持生活开销的年轻拥屋者?
回归基础是否意味我们将回到1989年之前,想买私宅就得卖组屋的日子?这是否会影响那些想住私人公寓,又想通过租屋赚取租金的新加坡人?
第三,我们如何确保新组屋是新一代新婚夫妇所负担得起的?自2009年环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资金流动和低利率已导致房价急速上升,增幅超越了收入的增长,人们越来越难负担得起房子。屋主在为高房价欢喜的当儿,年轻购屋者与他们的父母却感到焦虑。有些夫妇转而向父母求助,而父母亲可能得因此拿出他们的退休积蓄。
我们会尽力缩减预购组屋相对于收入的比例,以减轻年轻一代的购屋负担。其中一个做法是为有孩子的家庭提高购屋津贴,减轻他们的负担以及奖励他们生儿育女。颜添宝和洪维能都提出这方面的建议,这个问题应该还有别的办法。然而,在尝试让新组屋更便宜之际,我们也必须继续鼓励人们审慎,避免花太多钱购屋。因此,我认同杨木光和刘 琳的看法,我们可以做得更多,让人们在能力范围内负担得起房子。但更高的购屋津贴不能导致更多人购买超出他们力所能及的更大型组屋。
过去,许多人都能接受一间三房式组屋。现在,人们要四房式,甚至是五房式或执行共管公寓。一对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夫妇在工作两年后,合理的期待该是哪一种房子?低收入家庭又如何?这些期待是否是他们力所能及的?如果个人的情况改变或是经济衰退,他们会不会有问题?做为政府,我们如何满足新婚夫妇的期望,同时确保他们量力而为,购买长期来说供得起的房子?
第四,面对人口老龄化,我国的公共住屋政策需要做出什么相应调整?当我们的人口年轻、收入普遍上升时,公共住屋是一个分享经济增长果实的有效方法。但随着老龄化,经济增长放缓,我同意胡美霞的看法,我们需要更积极,以更具创意的方法设计出能让年长国人换组屋套现的方案。我们已经调整了屋契回购计划(Lease Buyback Scheme),并推出了一些换屋措施。
我们下来还能做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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